从硬权力走向“巧权力”：文化多样性背景下的国家建设（2）

从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两种获得政治秩序的路径可以看出，“民族国家的有效”使先发展国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后发展国家为了生存和发展同样在追求“有效的民族国家”。因此，在统一国家的建立与巩固过程中，“民族国家建构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一项根本要求和本质内容，其内涵是从各个方面打破国内各个地区、各个民族间的壁垒，建立和健全全国集中、统一的国家权力系统，建立和发展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商品流通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和传播统一的语言以及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统一文化模式”[7]。如果我们将文化多样性这一维度放入国家建设之中考虑的话，这种以文化同质性为基本特征的聚合模式就暴露出其不足之处：主体民族在同质性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中采取各种类型的同化甚至种族清洗政策，与少数民族捍卫其文化特性和抵制同质化运动之间，存在着无限的张力，并不断侵蚀着国家的凝聚力。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成为福柯所描绘的全景敞式结构——冰冷坚硬却精细入微的牢笼。[8]硬权力支撑的政治秩序确实获得了稳定并推进了国家的一体化，但对差异的排斥和吞噬也成为冲突的诱因。这一切使得国家建设的过程仍处在进行时状态。

概言之，在历史上，以强制力为核心的聚合方式和以军事与经济实力为主要内容的硬权力占据了主导地位，这种模式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效益，却也埋下了不少隐患。尽管我们无须议论历史是否还存在别的可能性，但值得探究的是，时移势迁的当下和未来是否存在其他更合适的选择?

二、变化中的国家：全球化时代国家的多民族面貌

正如乌尔里希·贝克所言，“民族国家是未完成的国家……谁在世界性的超级游戏中只打民族国家的牌，谁就输。”[9]全球化时代带给现代国家的种种问题恰是这一论断的明证。全球化被认为是“跨越时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制度的拓展和纵深发展”[10]。这表现在，世界各国已经被贯通成为一个联系紧密的网络，任何政治行动的影响范围都将不再局限于行为单元的内部，而有可能产生重要的全球影响。“如果说全球化的主要特征之一是世界的压缩，那么其主要后果之一便是各种文明的、社会的和共同体的叙事之间的碰撞加剧。”也许很多问题并不是由全球化直接带来的，早在现代国家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中就业已埋下隐忧，但是全球化进程使原本潜藏在深处的歧异与冲突浮出水面，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急迫而严肃的方式进入政治议程之中。这里仍沿着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两条线索来考察全球化时代国家建设的新变革。

首先，全球化带来了民族意识的觉醒与生长，不同程度的民族主义随之发展起来，多民族国家内的一些民族越来越多地提出自治要求，甚至要求分离独立。由于政治、经济与社会活动的联系已经扩展至全球范围，借助于现代信息通讯网络和新的技术互动模式，原先封闭于各国内部的社会关系延伸到了世界各地，政治活动已经不再被框定于一国范围之内。全球化过程中，交往范围扩大了，行为主体反而碎片化了，在国家行为体中的各民族也被卷入这种广泛的联系、互动与竞争之中。于是，出于利益之争、资源之争、话语之争等原因，民族的声音又一次响亮起来。先发展国家中，那些在历史上曾经被征服的、似乎已经被同化的民族，在沉寂数百年后，开始提出自治要求，出现了如英国的苏格兰、威尔士民族;那些与母国割裂的民族，开始试图脱离所在国家，如英国的北爱尔兰问题;那些长期在主流民族统治之下的少数民族，虽然从未建立过国家，也开始追求自身的权利，如法国的科西嘉人、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人、加拿大的魁北克人等;那些历史上被殖民、长期被忽视的土著居民，也开始要求对其文化和居住土地的保护，如美国的印第安土著、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移民群体虽然一般不寻求自治与分离，却希望更大程度地融入主流社会，开始争取更平等的公民权利，如非洲裔美国人、欧洲穆斯林等。在后发展国家，一方面，现代化增加了社会中各种不同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传统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及现代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紧张关系，在东南亚国家、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冲突往往以这种形式出现，如菲律宾的摩洛人分离运动;另一方面，各种与人权和民族问题相关的国际组织在这些国家的活动，也促使了民族意识的觉醒，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内部冲突，如拉丁美洲的本土化运动。无论对于先发展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在硬权力为基础的政治秩序主导下，这些矛盾都很难得以化解。

其次，全球化使国家主权至高无上的原则面临挑战。全球化创造的日益紧密的广泛而纵深的各种联系，使很多活动超越了国家的疆域限制，冲破了国内、国际的界限，原先具有垄断性的、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在对内、对外的政治实践中不断受到制约，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挑战与干涉，国家成为“不设防”或是“无法设防”的国家。在这一点上，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的情况类似，很多国内政治问题无法避免地被国际化了，民族问题就在此列。民族本身就成为分解国家主权的力量，民族要求分离，是对国家主权的分割;民族要求自治，是在对国家内部统治权力的集中性提出挑战。同时，国内的民族问题往往与国际各种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的民族问题可能不再是一国主权范围内能够解决的，涉及到其他国家、地区主义、国际组织等各种力量。此种情况下，强制聚合不足以抵挡分离倾向，以军事和经济实力为主的硬权力也力有不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