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苇町：保持反腐高压态势的五个突破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八位专家学者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党建专家、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黄苇町在会上提出了以房产公开为突破口，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等设想，为此，人民网记者专访了黄苇町。他认为，无论从过去反腐倡廉工作已打下的坚实基础看，还是从换届后的大环境看，当前都是我们党的反腐败斗争取得新突破的重要契机。黄苇町指出，民心所向，是我们党最重要的执政资源，而党内存在的以权谋私和消极腐败现象，是最伤民心、失民心的。党的十八大报告和新一届中央领导的讲话、中央纪委的通知，都旗帜鲜明地把反腐败作为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来抓，社会反响热烈。尽管也有人持半信半疑的观望态度，但大多数干部群众的反腐败期待更加殷切，信心更加高涨，热情也更加高涨。我们要顺势而为，在坚决惩治腐败上有新突破，在有效预防腐败上有新进展。

他认为，反腐败工作应从以下几方面有选择地重点突破：

一是在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上要有新突破。黄苇町认为，目前社会呼声最高，这也是国际反腐败斗争已证明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我们党应积极回应。但官员财政公开涉及一系列基础制度建设，包括健全社会征信体系，完善就个人所得和财产课税的基础工作，各种薪酬发放和消费活动非现金化、通过转账“留痕”等，要做的工作很多，也会受到一些无法说清自己财产来源的官员的抵制和阻挠。在全面推行条件尚不成熟时，可以先部分启动。例如可以把试点扩大到一个省的范围或副省级城市，包括当地的省级领导和中管干部带头公布财产;或采取“新人新办法”方式，要求被晋升职务的领导干部，至少是新任的党政正职，主动申报或公开财产。使他们作为“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的底气更足，抓廉政建设力度更大。此外也可以将房产公开作为突破口。一些不法商人以房行贿、一些中层以下实权官员把购房升值作为洗钱手段，是众所周知的事实。由于各种隐性收入大量存在，目前核查官员全部财产和收入难度还较大。但房产需实名登记，也已能够实现全国联网，查清领导干部及其配偶子女名下有多少房产，从技术层面已不成问题，实施起来相对容易。而且房产价值高，官员率先实行房产公开，很容易查实其购房款是否来自合法收入，也是发现腐败的最明显线索。俄罗斯政府最近规定，官员超过家庭年总收入3倍的大宗消费，必须向社会公开。他们是真做还是做样子，尚有待于观察，但我国如果在这方面取得突破，必将有效地推进我国的反腐倡廉建设。

二是要在制度和法规的执行上有新突破，强化法纪的威慑力。王安石就说过“不难于立法，而难于法之必行；不难于听言，而难于言之必效”。法纪观念淡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是中国社会的老问题。这同样会反映到政治生活中。黄苇町说，我国颁布的反腐败法规和制度之多，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比，已经基本覆盖了各方面的廉政要求。但也有些“书面制度”因为原则性要求多、操作性规定少，特别是缺乏必要的约束措施，还没有完全转变为事实制度。这突出表现在一些领导干部对“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的态度上。这项制度已实施多年，近些年来也没少讲。但从执行效果看，也许是执行情况最糟的制度之一。有人对组织掌握的就报告，认为别人还不知道的就不报告;有人看别人报告就报告，别人不报告自己就不报告;还有的干脆置若罔闻,导致这项规定在不少地方形同虚设。而制度出台后如果不执行也无后果，会比没有出台这项制度更糟糕，因为它意味着所有制度的权威性都可以被挑战。因此，今后除了要针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问题，建立少量的单项制度外，应以精简、整合、规范、修订现有制度为主，中心是如何解决制度执行力问题。包括对个人申报的财产、房产、收入、亲属子女经商、移民等事项，不能停留在“备案”待查上，要实行个人申报和组织主动核查相结合，即由接受申报的部门每年按一定比例随机核查，要有专职的核查人员和经费保障。有群众反映的优先核查，对虚假申报者立案查处，这样就可以增加制度的威慑力和约束力，也才能较快地实现党风政风根本好转。

三是要在民生投入的监管上有新突破。黄苇町分析说，当前民生投入迅速增加，民生工程的特点又特别容易成为腐败活动的目标。一是民生工程主要靠财政无偿投入，不像投资活动有严格的成本收益核算。二是资金投入面广、项目分散，同步性强，单笔数额小，在对重大建设项目还监管不过来时，靠常规方法很难监管好民生投入。三是民生工程流程长，层次、环节多，基层干部的素质、作风，将直接决定党关注民生的各项举措，能否不折不扣、公开、公平、公正地落到每个急需帮扶的群众身上。四是民生领域腐败个案案值不一定高，但直接侵害基层群众利益，会冲击党群、干群关系，危及人们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因此，强化民生领域反腐败工作非常紧迫。民生工程用的也是纳税人的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能有恩赐思想，更不允许以“为群众办实事为名”搞不规范操作，不规范必然产生腐败。根本措施就是要把民生工程建成阳光工程，依靠透明公开消除黑箱操作；建成民主工程，依靠民主决策消除长官意志；建成法制工程，依靠无处不在的群众监督，对付小额、分散项目的腐败活动。黄苇町举例说，最近有媒体报道某支教女大学生反映，国家为中西部地区中小学生拨付的每人3元钱的营养餐费，在有些地方发到孩子手中的竟然只有一个没有加热的盒奶和一条两指宽的面包，最多只值1元多钱，孩子们没有热饭吃、还根本吃不饱。记者采访时，当地教委还称供应商是完全按程序招标的。这条从孩子口中夺食的消息如果属实，用“气愤”两字都不足以形容人们的心情。由此也使人产生联想，我们民生性质的转移支付款项，还有多少类似情况？对这类金额不大，情节恶劣、发生率可以很高的问题，需要大张旗鼓地一查到底，严厉惩治，以儆效尤。

四是要在制度顶层设计上有新突破。黄苇町指出，要从源头上遏制腐败，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不能仅靠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谋划、部署、推进党风廉政建设。例如公共权力还过多地介入资源分配，也是腐败多发的重要原因。前几年取消了各地驻京办，但产生“驻京办现象”的根源仍然存在。因为对地方的转移支付，在中央的财政支出中占的比例很大。2010年中央财政收入总额5万个多亿，转移支付达2.73万亿，是1994年的11倍还多。这些转移支付保障了中央重大战略决策的落实，但转移支付的钱给谁、给多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有关部门。有的中央部门只有几个人的处室，就管理十几亿甚至上百亿转移支付款项。而中西部有些县的转移支付，已占地方财政大头，到北京和省城拉关系、跑项目、要钱，已成为头等大事，为此不惜大肆公款行贿，权钱交易现象时有发生。有的中央拨款数额单笔低至几百万元，戴帽下达到某县区，有的就不很正常。黄苇町指出，“这种‘干部收买腐蚀干部’的现象，是和体制缺陷分不开的。”他说，还有的转移支付款项在下拨的过程中被层层截留挪用，也成为一种腐败机会。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要改革财税制度，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非常重要。中央部门的有些财权和事权可以同时下放，也可以使地方政府不必再，通过卖地和一些不规范做法来填补资金缺口，也有利于消除这方面的腐败机会。这些都涉及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也涉及很多部门利益，需要依靠改革的总体设计。

五是要在查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非法利益上有新突破。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利用职权或职务影响，为配偶、子女、其他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谋取非法利益，时有发生，影响很坏。当然，有些属于领导干部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打着领导旗号拿地、拿项目、入权力股，而领导本人并不知情;甚至也不排除是有的是不法开发商为掩盖与经办官员的权钱交易活动，拉大旗、做虎皮而施放的政治烟幕。但不管是真是假，在群众中产生的政治影响都极其恶劣。我们也要以敢于碰硬的态度，一查到底，包括对高层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有意纵容亲属子女的要严肃查处;对于身边人员和亲属子女管理教育不够的要承担失察责任;对嫁祸于人的不法开发商也要依法严惩，对不同性质的典型案要公开宣传，回应社会关切，也有助于狠刹歪风。

黄苇町说，党的十八大提出，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非常顺民心、合民意。这不仅可以进一步提振人们对我们党一定能战胜腐败的信心，也可以为实施《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打下良好基础。他说：“就是要始终保持惩治腐败的高压态势。”当前腐败活动在党内的存活率还较高，某些腐败分子的有恃无恐，也是建筑在“伸手未必被捉”的侥幸心理之上的。因此，预防和惩治腐败都不能偏废，只有坚决惩治腐败，才能极大地提升腐败犯罪的成本和风险，教育、监督、纠风、制度、改革才能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