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储备：要乔布斯，但要更多的罗阳（4）

很多工科大学羞于承认自己是“工程师摇篮”

当然，再宏大的科普，也拗不过社会评价。改革开放以后，文科发展迅速，学科不断健全，考生在选择上开始出现多元化，“人生路径选择上的多样化无疑是社会的一种进步。”查建中说。但是，这样的情形却因为盲目跟风而变了味。比如，1992年，全国只有40多所高校开设金融专业，到2006年，开设这一专业的高校增加到400多所，毕业生人数增加了10多倍。

作为工人和农民的后代，任冲昊当时对这种普遍歧视实体经济的社会气氛也有点疑惑——“毕竟财富是生产出来的，不是贸易换出来的”——大家都学金融，都学贸易，当公务员，就算效率再高，粮食和商品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就算外国人造得再多，但中国人也得有东西去换才行。

从历史发展来看，整个90年代，中国工业不景气，国企里的工程师甚至和工人一起下岗；农业不行，一亩地打四五百斤麦子，扣除口粮，交了提留农业税，剩不下多少，农技站发不出工资，员工自谋生路。社会上的说法是：搞工业搞农业都没出路。不管什么行业，搞生产的都不赚钱，只有经商才能变大款，用上别人用不上的大哥大，开上桑塔纳轿车。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差不多10年，结果不管是学生还是家长，报志愿的时候都不愿意学工学农，外语、企业管理、工商管理、行政管理才是那时的热门专业。任冲昊就是在那个年代进入高校学习的，最终选择了同济大学的土木工程。土木工程是同济的王牌专业。但他后来才发现，整个宿舍只有他一个人的第一志愿是土木工程。其他都是从工商管理、国际贸易这些热门专业调剂过来的。

当时，还有一件十分流行的事儿令他记忆犹新，就是大学改名字。最典型的就是东华大学，过去的中国纺织大学，最早叫华东纺织工学院。任冲昊经常和同学调侃，改名之后，这个学校听起来“像一个没注册过的山寨学校”。还有西安的长安大学，其前身就包括曾被誉为交通行业“黄埔军校”的西安公路学院，也改了一个“很像民办学校”的名字。

从某某工学院升级成某某大学，主要目的就是去掉校名里那个“工”字，让自己听起来像是一所综合性大学。一个默认的规则是，这样对考生来说才有诱惑力，对领导来说才值得拨款。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查建中也曾专门撰文为“工程师摇篮”正名，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工程教育是要培养“罗阳”式的工程师，而非“扣上乔布斯帽子”的科学家。

查建中在文章中写道：在中国这样一个产业落后、迫切需要大量优秀工程师的国家，许多以工科见长的高校反而把目标定位为培养“科学家”而不是“工程师”。清华大学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骄傲地称自己是“工程师摇篮”，但现在，中国已经没有几所重点工科大学这么称呼自己，反而更想成为“研究性大学”。社会舆论也误认为工程师是技工，而不是富有创造力的高级人才。

反观世界上那些工程教育质量排名靠前的高校，比如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培养工程师的目标一直未曾动摇。俄罗斯的莫斯科鲍曼国家科技大学，在宇航、导弹、潜艇、机械、化工等领域有卓越的建树，培养了包括我国宋健院士在内的一大批工程专家，是俄罗斯工艺和技术的研究型大学，但仍宣称自己是面向职场需求的“国家职业教育机构”。

说到底，这是人们误读了科学与工程学的关系，以至于过分抬高了科学，而看不起工程学。比较简单的一种解释是，科学是认识和探索未知世界，工程学则是改变这个世界。查建中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两者的关系：为什么在航天飞行中有巨大的风险，乃至可能发生机毁人亡的惨剧，但人类仍然坚持不懈地实施一个又一个航天工程计划？这告诉人们，人类靠工程学不断地创新，创出从来没有的新世界，来满足人类生存、发展的需要。如果等科学将所有的问题都认识清楚了再做事情，人类不仅走不出地球，甚至无法生存。新的科学发现会推动工程发展，但很多时候是工程发展在先，科学认识在后，发展推动了认识。

“创新、发展在很多时候靠的就是工程师。”查建中说，国人必须意识到，没有大批优秀的工程师，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将很难翻身，更不用说赶超西方和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