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悝变法：重农赏功 创制《法经》（2）

破除旧制论功行赏

李悝出身于旧贵族统治阶级家庭，但他的思想进步，接受新生事物快。他认识到了当时正在迅速发展的客观经济形势，虽是一个不可遏制的洪峰，但须设法把国家经济的发展建立在地主经济的基础上，建立在农业的基础上。因此，他不仅是历史上有名的社会改革家，同时也是历史上很早的一个重农思想家。从单纯的生产力上来考察，“尽地利之教”，就是发展农业。他认为财富产生的根源唯一是靠农业，故谓“农业如果受到危害，国家就会贫穷”，而不伤农则财富多。雕文刻镂，有害于农业生产，锦绣纂.组，有害于妇女纺织。农业生产遭到损伤，这是天下饥荒的根源，妇女纺织受到妨碍，是天下衣薄的原因。所以必须禁止手工业，否则就要国贫民侈，盗贼四起，国无宁安。对于李悝这一思想如何评价，尚有争论。但如从当时社会发展状况来看，战国以后，由于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生产在社会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也随之增大。此时的思想家也都纷纷指出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一种重农思想。李。悝的重农思想正是这种思想的代表。另一方面，此时新兴小地主阶级政权尚须进一步巩固，这就必须打击势力强大的商人资本，加固自己统治的经济基础，即保护地主经济和自耕农的经济，避免受到来自工、商方面的侵害。所以，这种重农轻工商的政策，是不可全部否定的。但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几乎一直被继承下来，使封建经济的内部结构一直不能充分协调，封建社会中的工商业受尽摧残，步履艰难，其副作用也是不可轻估的。

李悝是一个敢于冲破常规、同落后势力进行拚搏的一位封建地主阶级的勇士。在他之前，由奴隶社会沿袭下来，官禄一直是世袭的。所以为官者不谋官事，整日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不求进取者众多，为国念民者日寡。淫侈佞邪之风盛甚，公廉法正之行息绝。李悝把这些人称为“淫民”，看成是社会发展的阻力。他认为，要改变这种政治黑暗腐朽的状况，就必须首先整顿吏治。他向魏文侯建议：“要剥夺这些无功受禄的所谓淫民的特权”。实行“有劳才能得食，有功才能得到爵禄”，任用真正有才能的人，并对他们的功劳要给以奖赏”，这样做才能招来天下贤士为魏国服务。魏文侯采取了这一建议，把禄位和奖赏赐给对魏国发展有功的人。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魏国大力提拔和重用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用新的封建官僚制度代替旧的世卿世禄制度，这是当时社会政治制度的一大变革。

李悝的这一思想，几乎被当时各国封建统治者所接受。如楚国吴起变法，凡封君的子孙已传三世的取消爵禄。凡无能的官吏和不需要的官职一律裁减。如秦的商鞅变法，凡宗室非有军功不得有名位，尊卑爵禄的等级，要按军功重新规定，各依等级占田宅、臣妾（奴隶）和穿着衣服。废除了世卿世禄制度，重新确立以军功为标准的等级制度。

制定法经流传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礼治”和“法治”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两种政治体制和统治方法的对立。战国初期，进一步实行法制，巩固封建政权是十分必要的。为了推行“法治”，李悝总结了新兴地主阶级在各国的立法经验，编了一部《法经》。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成文法典。

《法经》早已失传，《晋书·刑法志》和《唐律疏议》保存了其篇目，明代董说的《七国考》引桓谭《新论》披露了部分内容。从这些资料来看，《法经》是由李悝起草或编纂的一部法典，历代封建统治者将其视为首创，作为立法的样板，故称《法经》。

《法经》有六篇，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盗法是关于处理盗窃抢劫财物的条文。贼法是关于毁法叛乱，行凶杀人的条文。捕法是关于捉盗和贼的条文。囚法是关于关押盗和贼的条文。杂法包括淫禁、狡禁、城禁、嬉禁、徒禁、金禁、禁止蝓制等七项内容。所谓淫禁就是禁止荒淫，凡丈夫有一妻二妾的要处腻刑（即割耳），丈夫有二妻的处死刑，妻有“外夫”的要处宫刑（即幽闭）。所谓狡禁就是禁止盗窃符、玺和禁止议论国家法令。凡是盗窃符（虎符）的要处死刑，籍没全家为奴隶。盗窃玺（官印）的要处死刑。议论国家法令的，要处死刑，并要籍没全家和妻家为奴隶。所谓城禁就是禁止越城，一人越城的要处死刑，十人以上越城的要杀死其全乡和全族的人。所谓嬉禁就是禁止赌博，凡赌博的处罚金。如果太子赌博“处笞刑”（用竹鞭打），如果处笞刑后再不停止赌博，便可改立太子。所谓徒禁就是禁止群众集居，群众集居一日以上的要查问，三日四日五日的要处死刑。所谓金禁就是严惩贪污。丞相受金（即贪污）的，丞相的左右要处死刑。犀首（魏官名，相当于将军）以下受金的要处死刑。但贪污黄金在一镒（普通说法为二十四两）以下的只处罚，不处死。还有禁止“淫侈腧制”，就是禁止所用器物超越等级制度，如果大夫之家有侯所用物的要全族处死。具法是根据特殊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法律‘在减律中规定：凡年岁十五以下的，罪大的减三等，罪小的减一等。年岁六十以上的，小罪的酌情减轻，大罪按法理减轻。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

第一，李悝制定《法经》是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是用法律来保护地主阶级经济利益和镇压广大农民阶级的反抗。凡属危害封建政权和侵犯君主尊严的行为，如盗符、盗玺、越城、群相居、议论国家法令都被视为严重的犯罪，不仅本人处死，甚至夷族夷乡。同时还以严刑惩治议论国家法令的人，以确保政策法令的贯彻和思想的统一。在封建刑法中，以思想、言词论罪，开始于李悝的《法经》。

第二，贯穿了早期法家的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法制原则，反对奴隶主贵族的等级特权制度，主张打破礼和刑不可逾越的界限，规定了太子犯法要受笞刑，丞相受贿左右伏诛，将军受贿本人处死。但与此同时，《法经》又正式确认了封建的等级制度，明确规定大夫之家如果有诸侯享用器物，便以26制的罪名，判处最严重的族刑。

第三，打击了魏国奴隶主贵族势力的反抗。当时的魏国奴隶制残余十分严重，没落的奴隶主贵族还有相当大的势力，他们不断地进行破坏性的活动。《法经》关于惩治杀人的规定，矛头主要就是针对奴隶主贵族的。在奴隶制时代，奴隶主贵族可以杀害奴隶、迫害新兴地主而不受法律的约束和制裁。《法经》则宣布任意杀人是犯法的，要治罪处刑。从而限制了奴隶主贵族的暴行，打破了保护奴隶主贵族特权地位的传统。此外，关于“狡禁”和“城禁”以及严禁议论国家法令的规定，也包括有打击奴隶主贵族复辟活动，巩固地主阶级统治的含义。

第四，《法经》也体现了“重刑轻罪”的精神，对于人民群众哪怕是最轻微的反抗或违犯封建秩序的行为，都要予以严刑镇压。如：窥视宫殿者要截足，路上拾遗的要断脚趾。这种重刑轻罪的精神，一直为法家所奉行，至韩非遂进一步发展成“刑以上刑”的理论。但是李悝不是为罚而罚，而是借助法律的强制力，推行变法的主张，是为了一定的政治路线和阶级斗争的需要服务的。因此《法经》表现出来的“严刑峻法”，完全是以国家政策为根据，以地主阶级专政的需要为准绳，否则就无法巩固封建政权。见于《法经》的刑罚手段有笞、诛、膑、刖、夷族、夷乡等。李悝制定的《法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法典，它充分地表现了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实质，并初步确立了封建法律的原则和体系。《法经》是集春秋时期新兴地主阶级主持下各国立法之大成，而且对后人影响极大。商鞅变法实行的“连坐法”就是《法经》中“徒禁”的进一步发展。《唐律疏议》曾记载说，李悝著《法经》，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肖何又增户律（婚姻、赋税）、兴律（擅兴徭役等）、厩律（畜牧马牛之事）三篇，谓九章律。这说明《法经》的确是封建法律最早的蓝本。

总之，李悝不愧为我国历史上改革时代的杰出人物，他的“尽地利之教”，“平籴”政策，重农思想，任人为贤的精神，不仅使魏国称雄于诸侯，而且成为整个封建社会中每个王朝治乱振兴的基本国策。他编著的《法经》，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封建法典，印记在我国的历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