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为何痴迷末日想象:因为荒诞,所以娱乐

人们为何痴迷末日想象:因为荒诞,所以娱乐

编者按:“2012”,一个由对玛雅历法的误解所催生的末日传言正在“临近”。纵使已被多次辟谣,却仍有众多“信徒”。

回溯人类历史,所有版本的末日预言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从未实现过,永恒的只是时间。

人类热衷思考毁灭,是源于对现实的不安。在这颗危机凸显的星球上,人与自然的矛盾激烈空前,人类文明也遭遇根本性的威胁。由焦虑累积而滋生的渺小感和幻灭感,已形成一种全球共同的文化心理,这也是末日传言得以存在的基础和温床。

但悲剧幻想并不代表彻底的消极,无论灾难被假想得多么惨不忍睹,救赎与重生仍是终极追求。人类在灾难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英勇、坚强、无私乃至倾城之恋,都体现对普适价值的坚守与践行。

2012年12月22日的太阳无疑会照样升起,在这个崭新的黎明,我们思考末日,反观现实,也更珍惜未来。

兼收、解构、娱乐、消费……在2012年这场末日大狂想中,中国人表现出越来越丰富的想象力和幽默感,将假想的灾难过成一个节日

等12月22日天亮了,就像任何一个重要的日子过去之后一样,一种淡淡的失落将在人们心中涌起:什么改变也没有发生,生活回到平淡。

明天,2012年12月21日的晚上,据说天黑之后再也不会亮起来了。抢购蜡烛不只发生在四川的双流,好多地方都有,比如俄联邦布里亚特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德。

传言中的这一个世界末日正好是周末,它必然成为全世界很多人的额外节日。西方的“末日派对”都有,什么内容不好说,在中国,通宵打麻将的人数肯定会比平常周末上一个台阶。假如末日真的来了,最重要的难道不是抓住最后的享乐吗?

在墨西哥尤卡坦州,“2012玛雅文化节”从12月14日一直持续到22日。这里有玛雅金字塔和古玛雅帝国最大城邦的遗址,也居住着不少玛雅人。文化节是为了庆祝玛雅历法第一个纪元的结束,“这被错误地理解成一个末日预言。”文化节发布的新闻稿里说。

这个错误带火了墨西哥的旅游业倒是真的。很多游客会到古玛雅人生活的地方去为12月21日的结束倒计时。更多人会在自己的生活里倒计时。等12月22日天亮了,就像任何一个重要的日子过去之后一样,一种淡淡的失落将在人们心中涌起:什么改变也没有发生,生活回到平淡。好像有另一种预言说末日是4006年,太遥远了,我这辈子还等得到下一个可能的末日吗?

我们对末日臆想的痴迷就像膝跳反射一样,不需要意识去判断和发出指令就发生了。有一种理论说,每个人的生命都有明确的开始和结束,因而在开始和结束的这段时间里,人本能地会去想象自己看不到的,这个世界的开始和结束。

对末日的病态痴迷

末日传言在媒体上制造了大量“新闻”。首先是对玛雅预言的各种证伪,然后一次次新的猜疑裹挟着最新发生的事件吸引人的注意力,比如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的试验、朝鲜发射卫星被传失控,比如某地的自然灾害印证了预言中末日的某个步骤……这些信息虚虚实实的你来我往,如同武林两大门派的过招,跌宕起伏,足够热闹。

事实上人们热衷于臆想和讨论末日,首先是因为这样做让人舒服。

伍迪·艾伦最著名的电影《安妮·霍尔》里有这样一场戏:妈妈带着小艾尔维·辛格去看医生,她告诉大夫这孩子不知看了什么邪门书就坚决不做作业了。大夫问他究竟为什么消沉,小艾尔维冷冷地说:“宇宙在膨胀,要是这么膨胀下去,总有一天四分五裂,一切全都玩儿完。”意思是说,既然有朝一日整个宇宙都烟消云散,做作业这种事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等凡俗都会本能地认同小艾尔维的逻辑。虽然现实里的成年人不可能像电影里的孩子那样任性,但臆想末日就在不远处,多少可以使人放下对短期利害关系的纠结,促使人“豁出去”作出更由衷的决定,因而减少内心的压力和焦虑。末日是给自己的一个借口。

对逃生侥幸的幻想是另一大乐趣。美国一个中年妇女在网络讨论里说:“人们热衷末日预言,我认为最大的原因是对逃生的幻想——我不喜欢的人最好都死掉,我能活下来,世界会重新开始。”

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罗伯·惠灵则说,末日论热潮当中人分成两类:在场上表演的和在看台围观的。“有些人真的相信末日预言,嘲讽他们就给另外的人带来快乐。关于末日论,相当多的乐趣来自于此。”

从历史上看,一次次末日预言重复着“兴起—将信将疑—忐忑等待—‘大限’过去—轻松和忘却—下一个预言”这样的循环。个人在其中的心理过程完全像是看一出灾难片,没有谁喜欢紧张、惊惧,要的是最后万事大吉,松一大口气的感觉。“恐怕没有多少人真正相信末日预言,这是一件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精神科主治医师徐凯文博士说,“正因为其不真实性,所以就具有了娱乐性。”

我们经历的上一个最重大的末日恐慌是世纪之交的“千年虫”传言。在大众意义上那比玛雅人历法更加可信,因为大家对计算机原理多少懂得一点。世界的运转已经相当依赖于计算机和网络,而传说中跨世纪时的日期处理运算错误,会使系统紊乱甚至崩溃——正在天上的飞机可能掉下来,火车可能进错轨道撞在一起,银行金库的大门可能自动打开,医院的就诊分配系统可能一团乱,电力、自来水、煤气、通讯、公共交通可能全都中断……

有钱的英国美国、严谨的德国都花了大钱防止“千年虫”的发作,美国花了1000亿美元;粗线条的韩国人和满不在乎的意大利人几乎没搭理这件事。跨过千禧夜,小毛病到处有,但末日的毛也没见到一根。花了大钱的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千年虫’预言的失败,与其说是技术话题,不如说是人们对末日想象的病态痴迷。”十年后的一篇回顾文章里,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哲学教授丹尼斯·达顿写道,“末日想象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现实麻烦上转移开,比如贫穷、恐怖主义、崩溃的金融系统,这都是需要费脑子去应付的事。即便面对猪流感这种非常现实具体的麻烦,人们也更愿意嗟叹现代文明病入膏肓,而懒得去想可怕的其实是它对医保体系和社会应急机制的考验。”

设想死亡,理解生命

达顿教授认为人们喜欢沉湎于“眨眼间天地翻覆”的念头,也就是指望大灾之后恰恰带来盼望已久的变革。好莱坞电影中娱乐化地幻想海平面升高、飓风、干旱等等天灾,并不是对气候学多么感兴趣,而更是末世论带来的压迫感:现代生活几近挥霍的舒适,怕是把我们拉得离圣经里的审判日越来越近了。“对世界末日的预测,往往交织着谴责,谴责人类的愚蠢、贪婪和不管不顾。”

俄罗斯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就是这种末日论观的代表。他认为就道德而言,人类已滑入最黑暗的时期,距离终点也就是末日审判已不远。但这种黑暗同时又意味着拯救,世界末日同时又是上帝缔造新天地的开端,陀氏相信,充满友爱与信义的新时代必将开始。

末日审判是西方宗教文化的核心成分,中国文化里并没有这样的设置。“中国人末日预言的兴趣和娱乐,与过圣诞节类似吧。”徐凯文博士说。

但对中国人而言,除了借机娱乐,认真思考世界末日的问题仍然是有价值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末日,也就是死亡。末日预言不过是把所有人的末日预言到同一天。时常设想死亡,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体验生命。

罗伯·惠灵教授说:“面对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时,人们感受到的无助,有人用‘敬畏’这个词来形容。这种感受会影响我们的世界观。”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方文教授在题为《大众时代的时尚迷狂》的论文里,把今日世界形容为消费资本主义主导的大众社会,大众迷失在资本精心营造和管理的符号价值消费体系里,益发失去了自我与个性。用微博上通俗的形容,就是“拼了命地干着自己不想干的工作,挣钱买自己不需要的东西,取悦自己根本不喜欢的人”。

只有疾病和死亡,才会不断地敦促人类关注自身行为的过程及结果的正当性,“这是所有时代的人类整体唯一合理的救赎之路”。

郭德纲在相声里说:“据说2012年就是世界的末日了……要这样的话人生何益啊?我还努力干什么啊?我要挥霍,我要周游世界,我要浪迹天涯,我要去银行把我那两千块钱全取出来!”他说到“挥霍”,并不是吃喝穿戴、血拼名牌(当然两千块也拼不起),而是周游世界浪迹天涯。有意或无意,在末日“威胁”之下,他摆脱了符号消费,更接近了个性、自我。

责任编辑:单梦竹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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