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中国是否还会再发生“革命”

二十世纪中国是一个革命的世纪。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的主要革命运动有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和共产主义革命。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后，又搞了许多具有社会革命性质的社会运动，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土地改革、人民公社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逐渐从一个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但是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学生和民众却从共产党手中接过“革命的旗帜”，于是就有了1989年的学生运动以及最近的“零八宪章运动”和所谓“茉莉花运动”等集体行动的事件。当然也有知识分子提出中国应该“告别革命”，应该反对激进主义。这是一种应然性吁求，但问题在于：中国是否会再发生（或者能避免）一场革命性的社会动荡？

这一问题甚至引发中国政治精英的广泛关注。最近网上有文章说中共高层有不少人在阅读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L'Ancien regime et la Revolution），并说王岐山看完此书后曾担忧地表示：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当然，革命一旦发生，人民将付出的代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革命性质决定。一般来说，政治革命（一场只改变政权的性质，而不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要远远低于社会革命（一场既改变政权的性质，又改变社会经济结构的革命），非暴力革命给社会带来的震荡要远远低于暴力革命。王岐山也许是在担心中国会发生一场暴力革命，甚至是暴力性的社会革命。

不管上述中共高层读书的传说可信度如何，有一点十分明确：虽然近年来中国政府在维护稳定上花了很大的力气，中国的经济在近三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民众的生活水平在近年来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中共高层丝毫没有减轻对在中国再发生一次革命的可能性的焦虑。中共高层为甚么会如此忧虑？当前中国与政权稳定相关的根本问题是甚么？本文试图在理论的指导下对当前中国面临的困境作出分析。

一、革命为什么会发生：理论简述

早期的西方理论都把现代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看作是一个国家发生革命的主要诱导因子。这一理论的逻辑很简单：现代化带来了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变化，给身处其中的人们带来很大的不适应和不确定性；同时，现代化过程也削弱了传统社会组织对于人们的控制，给革命造就了机会。的确，世界上的革命无一不发生在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之中，而巨大的社会变迁确实会给身处其境的人们带来多方面的不确定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理论自有它的道理。但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经历过巨大的社会变迁，却不是每个国家都发生了剧烈的革命。社会变迁充其量只能是引发革命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过去的大多数时间，有些学者也常用阶级或者是利益集团的视角来解释一个国家革命的成功与否。他们的逻辑也很简单：如果一个国家中的一个主要阶级拥护和加入了革命，那么革命就会成功；反之革命就不会发生，就是发生了也会失败。当今中国的不少学者也仍然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运用这一视角来分析中国社会的危机所在。依笔者所见，这类分析方法表现出了左派知识分子的天真，而反映出来的则是这些知识分子看待问题时的教条性。

这并不是说人们在现代社会中不会产生阶级认同。问题在于：每一个人在社会上都会同时拥有许多身份（比如一个人同时可具有如下的身份：工人、浙江人、男人、某些圈子中的一员、某个俱乐部的成员等），并且具有某一身份的人们之间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比如工人之间就有蓝领工和白领工、技术工和非技术工、熟练工和非熟练工、临时工和正式职工之间的差别等）。因此，除非存在巨大无比的外力，比如国家对社会上的一个主要人群的利益完全漠视，并且对这一人群的抗争进行严厉的和系统性的镇压，否则那些被天真的知识分子所认定的“阶级”就很难形成强烈的认同感，去完成知识分子所赋予他们的“历史使命”。

当今世界只有两类大型群体会有着较为“天然的”强大认同感，那就是族群和宗教群体。他们所发起的抗争和革命也因此往往有较大的威力。在很大的程度上，当今所流行的各种“社会分层研究”都是过去知识分子的研究误区的某种产物。不同的社会分层方法除了对了解社会流动和指导政府的公共政策制订有一定的应用性意义外，从社会行动或革命的角度来看，其价值却十分有限。这当然是题外话。

1970年代后，西方学者开始强调国家的性质和结构性行为对革命产生乃至成功的影响3。这类理论背后的一个核心逻辑是：在当代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支持下，现代国家获得了古代国家完全没有的渗透社会的能力。与古代国家相比，现代国家的管治领域不但十分宽泛，而且它的政令更能严重影响到社会上绝大多数成员的利益。现代国家的这一性质导致了如下三个后果：第一，国家的错误政策非常容易触发民众大规模的针对国家的怨恨情绪；第二，国家的强势刺激了人们组织起来进行抗争，要求国家颁布和施行对自己群体有利的法律和社会政策；第三，部分人就会想到通过夺取国家的权力（即革命）来彻底改变国家的性质，通过掌握国家权力来推行他们的理想。在这种所谓“国家中心论”的视角下，西方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幷逐渐产生了以下三点共识（即衡量一个国家发生革命可能性的三个维度）：第一，革命不容易发生在一个有着效率较高的官僚集团的国家（官僚集团内的程序政治会增强国家精英的团结、国家决策的合理性和国家镇压机器的有效性）；第二，革命不容易发生在一个对社会精英有着很强吸纳能力的国家；第三，革命不容易发生在一个对社会有着很强渗透力（不仅仅指由国家所控制的交通和通讯工具，而且指警察机构对社会的监控能力）的国家。

以上的三个维度有很强的解释力。的确，早期的革命，包括法国革命（1789）、俄国革命（1917）、中国革命（1949）和伊朗革命（1979），都发生在用以上三个维度来衡量处境都不太妙的国家。其实，官僚集团的效率、国家对社会精英的吸纳能力，以及国家对社会的渗透能力，是任何国家进行有效统治的关键要素。一个没有这些能力或者是这三方面能力不足的现代国家，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威权国家，都会在其运行过程中遇到大量的困难。但问题是，长期以来在分析革命的可能性时，西方学者过于借重了这三个因素，因此直到1980年代他们还在强调苏联和东欧国家具有很大的政治稳定性（因为这些国家都有着比较有效率的官僚集团、对社会精英的吸纳能力和对社会的渗透力），而完全没有料想到革命竟然马上就在这些国家发生了，而且其中不少国家的革命都取得了成功。

笔者认为，在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爆发革命的可能性时，西方学者都忽略了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和国家政权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这一维度的重要性。具体来说，一个国家的权力愈是建立在较为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之上，这一国家就愈不可能发生革命。苏联和东欧之所以发生革命，不仅仅是因为它们的经济没搞好、它们的军事落后、它们在民族问题上走入误区、它们的领导人采取了错误的政策等（这些因素都很重要），而且更在于这些国家没有把政权建立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合法性基础之上。笔者多年来对中外各国革命作出分析时不断强调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与政权稳定性之间的紧密关系。笔者认为，西方学者所着重的三个维度都是国家统治手段中偏“硬件”性质的成份，而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和政权稳定性则构成了国家统治的关键性“软件”，它们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