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鼎新：中国是否还会再发生“革命”（3）

三、有关中国政府合法性的经验研究

在“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和“亚洲民主动态调查”（Asian Barometer Survey）等调查数据基础上，一些学者对中国的国家合法性进行了研究。他们的一个重要发现是：中国民众对政府的认可度要远远高于许多西方民众对他们政府的认可度。他们于是就得出中国政局稳定、国家具有很高的合法性这一结论9。一般来说，我们都会相信这些研究的结论是成立的。这些学者都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他们的材料所展示的也是全国民众的普遍看法，而不是少数人的极端观点。同时，中国政府近年来加强了吏治，采取了一系列的“亲民政策”，这些政策应该说是取得一定效果的。笔者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与农村和城市的各界民众进行了不少交流，感到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在近年来有了普遍的和显著的提高，或者说大多数百姓确实从国家的政策中获得了实惠。这些学者的研究结果所反映的正是民众对于当今政府的绩效在一定程度上的认可。

但问题是，从“百姓对当下政府的绩效是肯定的”这一现象中，我们是不能推论出“这个国家的政局是稳定的”这样一个结论的。遍览世界各国，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评价，可以说是说变就变的。在西方，民众对政府的认可度数月内就可以波动许多个百分点（他们对政府的认可度有时甚至低至百分之十几）。在西方国家，民众对政府绩效的认可度与国家政局的稳定性之间没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西方国家合法性的根本基础不是政府的绩效，而是被主流精英和人民所认可的核心价值观和具有程序公正的选举。但是在中国，百姓对政府执政绩效的认可度与政局的稳定却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果中国百姓对政府绩效的认可显著下跌的话，的确是有可能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波动甚至革命的。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已经式微，但是国家又拿不出其他有效的价值观取而代之；同时，中国领导人也不是通过一种被大多数人所认可的程序而产生的。中国因此非常缺乏意识形态和程序层面上的合法性，于是绩效就成了国家合法性的最为重要、甚至是唯一的基础。

四、当前中国的问题所在──合法性问题

中国经济发展举世瞩目，百姓的生活水平近年来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中国维稳的成本却愈来愈高。2011年，中国一些人受到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影响，促动“茉莉花运动”，但国内几乎没有人响应。尽管如此，不少市政府还是如临大敌，弄得马路上的警察人数不知超过了寥寥无几的闹事人群多少倍。显然，繁荣的经济和大多数百姓对当下政府在不少方面的表现还算满意这些事实，完全不能减轻中共高层领导的焦虑。到底甚么是当前中国政局的关键性不稳定因素？或者问：中共高层领导到底在忧虑甚么？说到这一点，国内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百姓都会把诸如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贪污腐败等放在首列，但这些因素的重要性或许幷不是想象般大。当前中国的贫富差距的确很大，而官员贪污腐败（特别是在那些吏治较差的省份）无疑也十分严重。相比之下，印度的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也十分厉害，甚至在不少方面明显超过了中国，可是印度却不是人们认为很可能发生革命的国家。显然，仅仅是贫富差距和官员贪污腐败是不足以引发革命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和百姓都对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深恶痛绝，但是中国却完全不存在这方面的高质量研究。于是，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民众就不得不凭借想象：你对政府有多大程度上的不信任，你就会把中国的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问题想象得有多严重。笔者认为，当前中国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政治问题，或者说国家的合法性问题，而不是诸如贫富差距和官员腐败这类社会问题。而中共政权合法性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国家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式微后再也拿不出一个能被广泛认可的主流价值体系；第二，国家不敢（或者不愿意）把合法性的重心转移到程序合法性的层面上来；第三，国家对于绩效合法性产生了过度的依赖。

当下中国的领导人似乎仍然不了解绩效合法性的内禀不稳定这一特质，因为在他们的各种发言中不断流露出人民自然会拥护一个绩效优良的政府这样一种天真的论点，幷且他们也正在努力地通过加强政府绩效来获取国家的合法性。他们的做法与百姓情绪的耦合就给中国带来了如下的悖论：中国的经济和民众的生活水平在近年来都取得了举世羡慕的发展，但是社会却有朝着革命方向发展的倾向。

当社会上的大多数精英和百姓都认同于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时，这一意识形态就会成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或者说核心意识形态。在有着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中，社会就会显得非常平和甚至是保守。比如媒体：如果一个记者经常在某一媒体上发表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言论，百姓就会不喜欢这个媒体，其订阅量或收视率就会下降，媒体老板也因此会不喜欢这一记者。可以说，当国家建构的主流意识形态被广为接受时，百姓就会更相信那些平和甚至是保守的报导，而发表偏激言论的媒体就会没有出路。个体也一样：如果一个人经常在公开场合（和网络上）发表与主流意识形态不符的言论，他的言论就会被忽视，他的朋友也不会喜欢他，他也不会有任何社会影响。但是，如果社会上的精英和大多数百姓不认同国家建构的主流意识形态时，人们就会不相信主流媒体中的报导，特别是与政治有关的报导，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致的媒体就会在民众的心目中被边缘化，幷且不再能建构民众的舆论，而敢于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媒体和个人就会被看作是“社会的良知”。

当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时，在面对以上的异议时国家也就失去有效的对策。如果国家对闹事者或者发表对国家不满观点的人士进行镇压的话，那么国家政权在民众心目中就会进一步失去道义，稍有良知的国家干部就会感觉愧疚，而闹事者和发表对国家不满观点的人士就会被大家看作是“英雄”。但是如果国家选择容忍的话，那么这些人的行动和言论就得不到约束。更有之，一旦形成了这样的“机会结构”，人们就会发觉“会闹的孩子多吃奶”这一妙诀，社会民风于是趋于民粹和暴戾。同时，一旦大众有着把闹事者和发表对国家强烈不满观点的人士看作是“英雄”的倾向，随着“英雄”形象而产生的种种利益就会刺激有些人带着寻租的心态去装扮“英雄”。社会道德就在围绕着反体制而产生的种种“高尚”话语下不断下降。

当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上的主流价值观时，政府就会失去公信力。这时，如果国家对舆论不加控制，反政府的言论就会在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从而引发政治危机。但是如果国家控制舆论的话，人们就会去追逐谣言；加上长期控制舆论而导致人们普遍的无知，天方夜谭式的谣言很容易不胫而走，比如“江泽民去世了，但是中共却秘不发葬”、“薄熙来手上有一百多条人命”、“被重庆警察击毙的不是周克华而是一个便衣警察”等，也会被大家（包括不少社会精英）津津乐道。这些传言不但会给中国的政局增加不确定因素，幷且使得中国本来就很糟糕的政治文化进一步走向糜烂。

当国家建构的意识形态不再是社会上的主流意识形态时，国家的当权者甚至不敢运用民主选举来增强其合法性。从当权者的私利角度看，在这样的情况下举行选举不但会使他们马上下台，而且整个共产党的统治也会结束；很少有当权者愿意在这样的条件下推动民主选举。而从国家利益来说，如果政治精英不能服从一个主流价值观，由选举而产生的“非忠诚反对派”就会撕裂社会，这给了当局拒绝搞民主选举以一定的道德依据。但接下来的问题是，不搞以选举为核心的程序政治只会使得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并为中国从威权国家到民主国家的平稳过渡增加了难度。

一旦国家的合法性不能依托于意识形态和领导人的产生程序，绩效就成了国家唯一可依托的合法性基础。得益于中国的“强国家”传统，中国政府在加强执政绩效方面应该说还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即便可圈可点的绩效使得中国政府变得十分富有，其后果却是金钱使国家领导变得短视，以为金钱能解决一切问题，结果在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制造了几个问题。更令人担忧的是，围绕着金钱所产生的种种利益，使得大量的利益相关者带着工具理性围聚在政府周围。这些人对体制毫无忠诚可言，他们一方面死死地把住体制的大船，另一方面则随时准备另寻高就甚至搞狡兔三窟。当前中国出现了“裸官”现象，即不少国家干部的妻子和子女都在国外拥有永久居住权甚至是公民资格，大多数年轻人都向往公务员和国企的工作，其原因盖出于此。这带来的后果就是当前中国民众的强烈仇官心理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对任何成功者的仇恨心理，整个社会的道德维系（moral fabric）被大面积毁坏。

为了进一步加强绩效合法性，政府就必须加强吏治、采取悦民政策，幷且把社会上可能出现各种不安定因素的事情统统管了起来。但是，恶性循环不可避免地开始了：政府管得愈好，民众对政府的要求就会愈高；政府管得愈多，问题也就愈多，很多社会问题于是成了政治问题。社会问题的重新政治化是近十年来中国出现的一个令人担忧的发展方向。

五、中国的前途

在国内，对国家前途不看好的还真是大有人在，其中既有国内语境下的“自由主义者”和比较极端的“左派”，也有难以计数的掌握着一定话语权的网民。最近，甚至连吴敬琏这样比较持重的学者，都在发表文章惊呼当前中国的“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本文认为，中国的确有再爆发一次革命的可能。与以上的观点不同是，笔者认为当这场动荡到来时，其引发的根本原因不应该是当今中国社会上存在着的各种“经济社会矛盾”，而是民众在主观层面上的不满情绪以及由此带来的大量的社会矛盾。而这些不满情绪和社会矛盾的根源，则是当今政府在国家的法律─选举合法性不足的情况下，过多地把绩效当作了国家合法性的根本基础。笔者同时认为，虽然当前的形势很严峻，但是由于以下原因，中国并没有马上就爆发一场革命的危险：

第一，尽管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势头有所减缓，但是中国仍然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为迅速、百姓生活水平有着快速提高的国家。只要中国经济继续能保持目前的增长势头，绩效合法性就还能维持一定的效力，一场革命性的动荡在中国就暂时不会发生。

第二，在中国的不少地区（特别是藏区和新疆地区）有着很严重的民族问题，但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与汉人相比比例实在太小；这就是说，与前苏联不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在中国不会是引发革命的一个主要动因。

第三，由于美国经济的衰退和美国对外政策在世界上普遍不得人心，相当部分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再简单地把美国政治和政治体制作为理想，或者说当前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不再享有1980年代的道德高度，因此也失去了1980年代一呼百应的能力。

第四，中国知识分子在近年来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幷且他们发表言论的渠道也大大增加。如果说前一个变化给了知识分子耐心，使他们不会急于鼓动革命，后一个变化则促进了知识群体的分化，从而降低了在中国产生一个人们广为接受的反体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第五，国内外大多数的学者往往会把中国每天都在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特别是一些重大事件）看作为革命性事件的可能促发因素。这种观点再一次反映了知识分子的天真。笔者认为，大量的群体性事件对中国政治的稳定实际上有着巨大的正面作用。当前不少地方的地方政府软弱，中国大规模爆发群体性抗争事件的阈值因此较低，社会矛盾也不容易有大规模的堆积。此外，当前中央政府对地方发生的群体性抗争事件采取的基本态度就是让地方政府自己去处理。只要地方政府能控制住局面，中央就保持袖手旁观的姿态；但是如果地方政府让事件失控，或者在处理过程中造成了流血事件，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关注，中央政府则会对地方政府官员进行处罚。中央政府的这一做法强化了群体性事件参加者“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心态，同时也促使地方政府在处理群体性事件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多样性和灵活性，从而大大缓解了中国群体性事件走向政治化的倾向。

第六，与一些领袖终身制的国家相比，中国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成型的国家领导每届五年，每任不超过两届的做法。虽然新的领导人不是由普选产生，并且换届过程的不透明也给各种政治流言提供了温床，但是换届送走了人们已经厌烦了的领导（不在于干得好不好，而在于一个人在领导位置坐长了人们都会产生厌倦感），给了人们一种新的想象和希望，从而缓解了社会矛盾朝着革命的方向发展。

但是以上这些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激化的因素，完全不可能改变以下的事实：在意识形态和程序合法性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执政绩效成了当前中国政府最为主要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即便中国没有马上就发生革命性动荡的危险，只要国家的性质得不到根本性的改变，再发生一次革命的危险在中国始终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人自己的代价”的确“没有付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