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正德：论“马恩”的政党公信力思想（2）

二、政党公信力的根源在于代表群众的利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革命运动中认识到，任何政党，如果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或者置人民群众的利益和要求于不顾，它就会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和拥护。马克思在1853年底分析丹麦的政治局势时就表达了这一思想。他指出，由于丹麦的民族——自由派政党“同大陆上其他一切自由派政党一样，忽视考虑基本人民群众利益的必要性，而丹麦的基本人民群众就是农民。因此，它失去了自己对人民的影响”，即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1854年，马克思在分析1820—1830年的西班牙资产阶级革命失败原因时指出，如果革命的政党不善于把农民的利益同城市居民的利益结合起来，就无法广泛地获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他说：“在革命中起过最出色的作用的两个人——莫里耳奥和圣米格尔都承认革命派没有能够把农民的利益和城市的运动联系起来”，以至于“革命的市民们”“脱离了基本的人民群众”，最终导致革命失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相关论述表达了这样一个基本观点:代表群众的利益是政党公信力的深刻根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和广大被压迫群众的革命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了维护和实现他们的利益，工人阶级政党如果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就根本没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从经济关系角度分析人类社会就会发现，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并且“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而“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因此，利益是政治现象的深刻根源和政治行为的根本动因。他们由此断言：“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不例外，“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在阶级对立和斗争基础上形成的政党自然也就成了各阶级维护自身利益的工具，而对阶级利益的维护便成了政党取得本阶级群众信任和拥护的首要原因。因此，工人阶级政党要得到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就必须为了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利益分析方法阐述了工人阶级政党的形成过程及其公信力产生的根源。他们指出，资本的发展扩大了现代工人即无产者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利益对立，使无产者得以组织成为一个阶级，并且使“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条件也越来越趋于一致”，使“个别工人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益成为两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从而使无产阶级运动成为“绝大多数人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自主的运动”。由于资产阶级的统治无法保证无产阶级“能够维持它那奴隶般生存的条件”，因此无产阶级只能采取斗争、起义和公开的革命，“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建立自己的统治”。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无产阶级必须成立自己的政党，通过政党将被压迫群众组织起来。工人阶级政党产生于工人阶级的利益需求，是为工人阶级和广大被压迫群众的利益而奋斗的党，它产生后的直接目的就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夺取政权，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而执政。由于“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因此共产党人能够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成为“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鼓舞大家前进的一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一分析强调，工人阶级政党的公信力根植于广大被压迫群众的利益之中，正是由于党代表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它才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护。

为了增强工人阶级政党的公信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保持工人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因为利益具有阶级性，“工人的阶级利益同资本家的阶级利益是直接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法律、道德和宗教“全都是掩蔽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的偏见”，而工人阶级是一个“有特殊的利益和特殊的独立的未来”的阶级。工人阶级如果不成立独立的政党而只是作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的附庸，它就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只能作为实现资产阶级利益的手段而存在。这样一来，工人阶级政党就无法获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也就不会有战斗力。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赞同科伦工人联合会退出莱茵省各民主团体联合会总会，因为“这些民主团体成分复杂，很难指望它们会给工人阶级或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带来什么好处”，并号召工人阶级“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

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工人阶级政党应当防止党的领导人和普通党员背离和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他们的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们对待拉萨尔的态度和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上。德国工人政党的领袖之一拉萨尔由于“疏远工人”、“奢侈享乐”、“向‘贵族血统’的代表人物献媚”，遭到工人群众的憎恨，工人们指责他“经常利用党去干私人的肮脏勾当”，甚至“利用工人去从事个人犯罪行为”。马克思了解这一情况后，在1856年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拉萨尔“总打算以党作幌子利用一切人以达到自己的私人目的”，“必须对他进行严密的监视”，“如果他干出直接引起脱离党的这类事情来，那末我决不责怪杜塞尔多夫工人这样恨他……应当像你向杜塞尔多夫人指出的那样处理”。恩格斯在1891年致考茨基的信中也针对拉萨尔深刻地指出:“要使人们不要再总是过分客气地对待党内的官吏——自己的仆人，不要再总是把他们当做完美无缺的官僚，百依百顺地服从他们，而不进行批评。”巴黎公社为了使工人政权始终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采取了两项措施：一是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二是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给予了很高评价，恩格斯称之为“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的“两个正确的办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清楚地反映了他们关于政党公信力的利益根源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