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卫铁拳罗瑞卿：为毛泽东"顶着天"

周恩来总理在10月30日与公安代表座谈时所讲的一番话，成为了至今公安工作的信条：“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负担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你天天要用的。”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1956年5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武汉畅游长江，写下了这首著名的《水调歌头?游泳》。就在水里，毛泽东向岸边的一个人喊了一句：“你也下来么！”岸上的这个人却只能苦笑着摆手：“主席，我不会游泳啊。”岸上的这个人，就是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毛主席在长江中“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罗瑞卿在岸上可都快急死了，他真是恨不得马上下水。只可惜，按罗瑞卿自己的话讲，当时，他是个“秤砣子”。

罗瑞卿是四川南充人，长在嘉陵江边，怎么会是个“旱鸭子”呢？原来，罗瑞卿有个哥哥，年轻时在嘉陵江游泳不幸淹死了。家里人非常痛心，从此坚决不许罗瑞卿游泳。但这个缘由，罗瑞卿当时跟谁都没有提起，他是怎么做的呢？当场表示：作为保卫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安全的第一把手，他一定要学会游泳。

罗瑞卿就此开始学起了游泳。其实这个时候，罗瑞卿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龄了。而到了1959年6月，毛泽东在九江游长江时，罗瑞卿已经跟在他身边下水了。难怪后人在回忆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总会提到，毛主席说过：“有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他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罗长子”，是毛泽东对罗瑞卿的昵称，因为罗瑞卿身材高大。那么，“天塌下来有他顶”的话，是从何说起，又是在怎样的场合说起的呢？这个故事，我们要把目光转向60年前的1949年。

1949年1月31日中午12点30，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由西直门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1949年2月3日，人民解放军举行北平入城式。在万众欢呼中，部队浩浩荡荡地进入了前门大街。所谓“大军未到，治安先行”，前一天，北平市公安局对国民党反动警察局的接管，就已经开始了。按照北平城当时“内七外五郊八”，一共20个区的行政分划，全市接管了国民党警察局人员一万多人。

那么，从事接管工作的人手有多少呢？1267人，这其中包括公安干部539人，以及特别从中央警备团三营和四营调集改编，列入北平市公安局编制的728名战士。

在北平这座城市里，还有的是不能接管只能斗争的。北平之前是国民党政权的北方指挥中心，大量反动的军队、宪兵、特务机关，仍然残留在北平的各个角落之中。这些潜伏下来的敌特匪帮，勾结地主恶霸、黑道流氓，杀害干部群众，盗窃国家机密，纵火爆炸，印刷伪钞，扰乱金融，制造谣言，煽动闹事。

1949年的古城，一度曾是乱象丛生。北平，当时并不太平。偌大一个北京城，仅靠北平市公安局的力量来保平安，这显然不够。1949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从西柏坡迁址北平，驻扎香山，着手筹备新中国政权的建立。而越是这样的关键时刻，安全保卫工作面临的形势也就越严峻；敌人正在加大破坏力度，意图做最后的反击。

5月4号，国民党空军的轰炸机从青岛起飞，空袭了北平南苑机场。毁伤人民解放军飞机四架，烧毁房屋196间，死伤24人。而这个时候，大陆还没有完全解放，西南、西北、中南及华南的战事仍在继续。但这次空袭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国民党空军的目标非常明确；被炸的飞机是为了执行北平防空任务，刚刚从全国各地调到南苑机场的。

反动势力内外勾结，时刻威胁着中共中央和广大百姓的安全。迅速打造一支保卫国家建设，维护社会治安，巩固政权稳定的公安力量，已经刻不容缓。就此，毛泽东找来了“罗长子”。

而此时的罗瑞卿在哪儿呢？在太原前线，担任华北野战军第十九兵团政委，他正在准备率领部队向西北挺进。1949年5月14日，罗瑞卿接到了毛泽东的电报：“部队开动时，请来中央一叙，部队工作找人代理。”6月初，罗瑞卿向到职的继任政委交代了工作，即日起程，赶到了北平。

来到北平之后，罗瑞卿见到的第一个领导是周恩来。他开门见山地对罗瑞卿说：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由你来出任公安部部长。这个任命，可让罗瑞卿觉得有些突然，他提出，还是希望能够跟着四野南下，并认为由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出任公安部长更合适。周恩来对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你，就不要讲价钱了。中央已经决定了，今晚毛主席还要接见你，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在双清别墅接见了罗瑞卿，罗瑞卿自己还真没提上前线的事儿。可毛泽东对他的想法，早就知道了。一见面，毛泽东就对罗瑞卿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就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

对于这次会面的结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组织撰写的《罗瑞卿传》里只写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话：罗瑞卿认识到，让他当公安部长是形势的需要，是党的决定，便愉快地接受了任务。

作为军人，服从命令自然是天职，不过，在接受任务的同时，罗瑞卿可能自己也会想：党中央和毛主席，为什么就选定他，来当新中国的第一任公安部长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就要从罗瑞卿个人的经历和才干说起了。

公安和军队是保卫国家安全的两个拳头，彼此关系密切，第一任公安部长，只能从解放军的杰出将领中选择。不过公安部长又不同于一般的军事将领，需要有更高一些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

而在参军之前，罗瑞卿就是高级师范的学生，在军队中又长期担任政治工作，可谓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才。此外，公安部长除了有打仗的经验，还要有广泛的社会经验。罗瑞卿不同于一般工农出身的干部，他在参军之前有丰富的社会经历，进过黄埔军校，在解放战争初期的北平军调处执行部担任参谋长，与国民党和美国军方都打过交道。

由打仗到建国，公安内卫，既是新政权建立工作中的首要任务，同时更要在新的实践中接受新事物，掌握新经验，所以第一任公安部长必然遇到巨大压力。这样的压力和责任谁扛得起？有人。事实很快证明，罗瑞卿担得起这样的重任。

1949年7月1日，中共中央邀请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各民族以及海外华侨代表，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举行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纪念大会。就在这次大会召开的前三天，公安部接到天津市公安局情报：国民党保密局刺客崔铎已经潜入北平，准备在大会期间，对毛泽东下手！

崔铎，外号“赛金豹”，他有个很出名的师父，国民党保密局特务“飞贼”段云鹏，据说跟师父段云鹏一样，崔铎武艺高强，能飞檐走壁，双手打枪百发百中。

接到情报之后，罗瑞卿一方面指派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负责具体的缉捕工作，一方面身先士卒，亲自实施贴身警卫。会议当天，特务崔铎在前门外的一处住所，束手就擒。此时，公安部的组织机构，还没来得及正式组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即将成立的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集体亮相之际，各地公安机关通力合作，严防布控，三天拿下刺客。为日后的公安队伍建设、保卫新政协会议、警戒开国大典、粉碎敌人的暗杀阴谋，提供了一系列宝贵的经验。5天之后，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设置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公安机关，部长罗瑞卿。

1949年9月中旬的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刘栓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的模样，在天安门附近巡视。此时，夜幕已经降临，但保持高度警惕的刘栓虎还是在地上发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东西。

这可能就叫做“目光如炬”吧。刘栓虎发现的东西，一般人根本就不会察觉到，甚至可能都看不见，而且，即便是看见了，也不会当回事儿。是什么呢？一个烟头。一个烟头没什么稀奇吧？但刘栓虎就是从这个烟头上看出了异样：因为这是“飞马”牌的。

“飞马”牌香烟，最早出自老解放区，1949年7月刚刚转到上海卷烟厂生产，是高档货。这个品级的香烟，在当年不是一般人能抽的。而就在这个烟头附近，刘栓虎还发现了凌乱的皮鞋印迹，那年头也没什么人穿皮鞋。高级香烟，皮鞋脚印，看来，一定有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在这儿出现过。

这个情况引起了刘栓虎的警觉。此后，他每天都要到这里来转转。一直盯到第五天，他预感的情况出现了：一个头戴礼帽的人在周围的开阔地上走来走去，还不时地记录着什么。刘栓虎接近过去一看，发现这个人正在画线路图。

政协会议就要召开，开国大典即将举行。在这个日子口，居然有人踩点画图，这绝不是善茬儿！刘栓虎急步上前，刚要仔细盘问，这个人却先掏了刀子，直冲刘栓虎而来。

但没几个回合，这个人便被制伏擒获。经过审查，这个人叫王以才，是国民党派驻北平的特务。他的任务，就是绘制天安门周边地图，准备炸掉中共领导人的车队的。根据王以才的招供，他隶属于国民党国防二厅华北督察二组的北平情报组。而等他得知了那个空手入白刃，没几招便将他捏住的人到底是何方神圣的时候，他是彻底认栽了。

1949年7月，罗瑞卿出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提出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的建议和方案。8月31日，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一建议，9月2日，经中央军委第138号代电令批准，正式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所以说，纵队成立的时间可不算早。但实际上，纵队里面的每一名官兵，那都是身经百战，经验丰富。

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底子是从辽沈、平津战场上下来的四野第47军第160师。而第二师本身就是在中央警备团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安中央纵队，顾名思义，主要担负的任务就是武装保卫党中央领导人和各机关的安全，维护北平市的治安。

随着新形势的发展和各项安保工作的需要，这支队伍的驻防地也在不断地进行变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各团的驻防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第一团驻海淀，主要担任京城西部的警卫工作；第二团驻府学胡同，担负中央机关首长、民主人士住宅，外国使馆和代表团的警卫工作。还有，对敌对性国家使馆的公开武装监视；第三团驻清河，主要担负自来水厂、发电厂、兵工厂等大型国营工厂的警卫；第四团驻香山；第五团驻新北京；第六团驻半壁店，担负经常性的驻地警卫，以及对中央首长的贴身保护。    

1949年9月下旬的一天，开完政协会议的毛泽东从中南海返回香山，出发后大约一个多小时，周恩来打电话到香山，说有事要向毛主席汇报。而得到的回答，让人大吃一惊：毛主席还没回来。

毛主席汽车的行驶线路，和今天差不多：从中南海出发，经阜成门、西直门、动物园、颐和园，最后抵达香山。就算汽车开得再慢，也不可能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莫非，路上出了状况？

担任从西直门到香山这一路段警卫工作的，就是前面我们提到过的：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第一团。周恩来马上给一师师长吴烈打电话，立即查询沿途警戒，摸清主席返程途中的情形。

经查问，动物园至海淀的警戒分队说，主席的轿车已经过去多时了。而颐和园到香山一段的警戒分队则报告：没见到主席的车子过来。再查！找到了！原来，主席的轿车停在北京大学到西苑之间的弯路上。好端端的怎么会停车？吴烈的心都快蹦出来了，他急切地问:“是不是车子出了毛病？” 

车子没出毛病，是毛主席要求中途下车，到路边稻田里去了。做什么呢？和两位农民聊天呢。听到这样的回答，吴烈才放下心来，叮嘱道：“要加强警戒，随时报告情况。”

北京大学周边路段警戒工作的负责人，是第一团三连指导员丁长春。其实，在毛主席汽车停下的同时，丁长春就已经派出了一个警卫班，担任外围警戒，并协同司机守护汽车。接到上级指示之后，他又亲自赶赴现场，向毛主席的随员转达了周恩来有事要请示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