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卫铁拳罗瑞卿：为毛泽东"顶着天"（2）

在返回汽车的时候，毛泽东自然察觉出了身边保卫力量的增强。他特意询问了丁长春，战士们是来自哪支部队的，并微笑着说：“大家辛苦了。”

可能有人会觉得，这神经绷得未免有些太过紧张了吧，还真不是。就在九月初公安中央纵队正式成立，到开国大典举行的这20多天时间里，仅在西郊一带，纵队就查获、逮捕反革命分子7名，发现嫌疑分子36名，搜缴隐匿枪支23支、手榴弹10枚。

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与当时北平市公安局下辖的便衣警卫大队，北平纠察总队一起，构筑起了一道道坚固的防御工事。而反动势力策划的阴谋，就在这样的防御工事面前，一次次遭遇惨败。前面我们讲到的刘栓虎力擒王以才，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而类似的斗争，在1949年，几乎是在天天上演。

现在的北京前门饭店，当年叫亚洲饭店。1949年9月，有很多参加会议的政协委员，以及将要出席开国大典的各界代表都住在这里。24日一大早，有个农民挑着两筐菜，来到了饭店门口找王强。

王强，哨兵们认识，他是后厨的采购员。因为饭店里住了那么多尊贵的客人，每天都需要大量的新鲜蔬菜，因此，采购人员为了方便，经常会预约郊区的菜农来送菜。执勤卫兵仔细地检查了这两筐菜，还真是刚从地里摘下来的，透着新鲜。因此，哨兵挥了挥手，向这个农民示意，他可以进去了。

菜农抬手擦了把汗担起挑子正准备往饭店里走，就在这一刹那，露馅儿了！细心的哨兵发现农民那条擦汗时露出的胳膊，是又白又嫩。农民天天在田里风吹日晒，哪儿有可能这么细皮嫩肉的！

哨兵立即把他带到值班室进行审讯。一审不要紧，这个农民是前言不搭后语，漏洞越来越多。眼看蒙骗不下去了，这个人竟然企图服毒自杀。

执勤的卫兵眼疾手快，当场制伏了这个人。从他身上，搜出了定时炸弹。这个“白白嫩嫩的农民”就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这一次，他是直接奉保密局头目毛人凤的密令，企图混入饭店，执行暗杀任务的。

证件是一个人身份的代表，工作证，学生证，身份证大家肯定都见多了，但有一种非常特殊的证件，你一定没见过——特务潜伏证。当年，像这样潜伏在大陆，随时伺机搞破坏活动的特务无数，据统计，专门从事暗杀活动的就有3000多名。

尤其是在1949年新中国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际，大量与会代表、民主人士齐聚北京，特务们更是蠢蠢欲动。很多指令都是从台湾国民党当局发出，目标直指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民主爱国人士的。按照毛人凤的原话说，就是要见缝插针，让北平四面开花。

见缝插针？恐怕没那么容易吧。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和中央军委公安部的指示，当时北平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重点地段24小时巡逻警戒，所有进入北平的人，在住店的时候都要进行严格的登记和身份核实。

所以说，甭管是王以才在广场附近被擒获，还是吴瑞金在饭店门口被拿下，这都不是偶然事件，而是整个布防工作成效的体现。在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期间，安全保卫更可以说是做得天衣无缝，滴水不漏。1949年9月20日，公安中央纵队、北平市公安局统一行动，缉捕企图混入政协内部，阴谋策反的国民党中统特务赵冰谷等，共计175名。

敌人的嚣张气焰，受到了沉重的打击。1949年9月21日，新中国人民政协会议隆重召开。9月30日，选举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协会议胜利闭幕。第二天，全世界瞩目的新中国开国大典，就将在天安门广场上拉开帷幕。

开国大典举行在即，天安门广场的警戒工作，又是如何的呢？刚刚圆满完成了政协会议安保工作的公安中央纵队和北平纠察总队，又迅速担负起了新任务。

安定门南、宣武门北，复兴门东，这三处被设定为防空警戒点，外围挖设了防空壕，由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日夜看守。同时，天安门广场周边13处制高点，也由一师单独划出两个警卫营，负责警戒控制工作；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则担负起了中央领导和与会代表的贴身警卫工作。

而在防空三角区以内，由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担任安保工作。根据参加广场游行和阅兵队伍的集结和分流方向设定：一中队负责鼓楼大街、四中队负责六部口，其余二、三、五中队都布置在天安门广场。

这些工作，自然都是严格保密的。广场公安警卫部署图，当时只印了四张，分别发给了四个人，他们是：北平纠察总队一大队大队长吕展；大队党委书记、政委刘福；大队副政委骆骥和副大队长李明。此外，纠察总队下面的政治保卫队，任务一直不变：对特定控制对象，进行严密监视，如有不轨，坚决处理。

任务分工明确之后，真家伙登场了，就是为了开国大典的安保工作，专门从苏联进口的探雷器。确切一点儿说，应该算作金属探测器。顺着前端探测盘接出来的电线，连接在耳机上，耳机里听到嗡嗡声是正常的，而如果耳机不响了，就证明下面有金属。

开国大典之前，战士和干警们每天都要用探雷器，对天安门城楼进行逐段扫描。而就是在9月30日这天，公安中央纵队还真的在城楼上铺设的两块苇席下面，扫出了一个炸药包。由此可见，当时的安全形势有多么严峻。

从10月1日凌晨5点开始，整个天安门广场中心地带，东至劳动人民文化宫，西至中山公园，南到前门箭楼全部警戒，封锁各路口，禁止任何车辆行人通过。眼看一切就绪，城楼上来了一位特殊的人物。是谁呢？来的人，就是周恩来总理，他是专门来视察天安门城楼警卫工作，听取安保汇报的。在纠察总队大队长吕展和副政委骆骥的陪同下，周总理走遍了城楼的每一个角落，休息室、观礼台，甚至是厕所都去了。事无巨细，问得清清楚楚。

从城楼下来，走到金水桥的时候，周总理又指着两座观礼台问道：“这两座观礼台搭好后，经过试验了吗？如果人员上满了稳不稳？牢固不牢固？”骆骥回答说：“报告总理，搭好之后，从警卫师拉来一个营，登上每个观礼台，做上下跳动十分钟的试验，很牢固。”周恩来点点头说：“好！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按照总理的指示，公安纵队和纠察总队的战士们，又对城楼上的死角进行了彻底检查。等到检查完毕，天已经放亮了。

1949年10月1日下午三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如期顺利举行。这一天，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第一次会议举办地点也就是中南海颐年堂。

作为公安部的首任部长，罗瑞卿心里清楚：圆满完成政协会议和开国大典的安保工作，只是在新政权建立后，公安战线做出的第一项成就。今后的道路，光荣但同时必定艰巨而漫长。

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是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之后，全力推进的第一项要务，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中共中央和北平这座城市的安全。而与此同时，公安部的机构设置和机关组建，也在紧锣密鼓地筹建之中。

1949年7月8日和7月29日，周恩来两次主持中共中央汇报会议。根据会议精神和总理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华北局社会部的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作为组建公安部的基础，任命原华北局社会部部长杨奇清为公安部副部长，协助罗瑞卿工作。那么接下来，罗瑞卿最紧迫的工作是什么呢？要人。

公安部筹建之初，干部，尤其是作为骨干的高级干部奇缺。为此，罗瑞卿报告中央军委，请求调军级干部五十名到公安部工作。对于这个请求，毛泽东没有批准。他对罗瑞卿说：你的胃口也太大了，一下子要五十名军级干部，我一个也不给。你要学南方人插秧，不要学北方人播麦子。用干部要少而精，不要一下子调许多人。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批复，在筹建公安部的机构和人员配备上，罗瑞卿是力求精干。当然，毛主席不会真的一个军级干部都不给。

经过周恩来总理的同意，公安部设立政治保卫、经济保卫、治安行政、边防保卫、武装保卫、人事六个局及办公厅。除政治保卫局局长，由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兼任以外，其他五局一厅的负责人，由一、二、三、四野战军调配军级干部担任。另外还从华北补训兵团、华北人民革命大学、苏南公学以及各地党委系统中，抽调出一批骨干和青年知识分子组建起精干有力的公安部。

1949年10月15日，根据中央的部署，公安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公安会议。会议对当时全国的敌情作了分析和估计，并确定了公安机关的总任务和建国初期的工作方针。

那么，公安机关的总任务是什么呢？罗瑞卿讲得很清楚：战争结束以后，国内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形式，就是隐蔽斗争。同拿枪的敌人的斗争结束了，就得向不拿枪的或不公开拿枪的敌人作斗争。

这次会议历时半个月，会议期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会见了与会人员并分别作了重要指示。其中，周恩来总理在10月30日与公安代表座谈时所讲的一番话，成为了至今公安工作的信条：

“军队与保卫部门是政权主要的两个支柱，你们是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国家安危你们负担了一半的责任。军队是备而不用的，你们是你天天要用的。”

国家安危，系于一半。周总理的话，不仅指出了全体公安人员担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同时也显示出了中央对与公安工作的高度重视。

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这项命令发布后，军委公安部即行撤销，改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北京东堂子胡同49号曾是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安部成立后，就是在这儿开始正式办公的。

新干部们来自四面八方，对于新工作的认知水平自然也就参差不齐。尤其是一批从军队转业到公安机关的同志，一时还分不清新旧警察的区别，认为当警察不光荣，会被人看不起，总想着回部队去。

对于这样的想法，罗瑞卿自然了解，他这个公安部长，当年也是经过毛主席说服教育之后，才接受任命的啊。那么，怎样才能转变同志们的态度呢？

位于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一座三层小楼，解放前是北平银行行会的所在地。新中国成立后，北平市军管会把这个地方移交给公安部使用。就在这里，1949年11月5日，罗瑞卿主持召开了公安部成立大会。他先是和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然后就提出了要求：“进了公安门，死了埋在公安坟，干一辈子公安工作。”

在罗瑞卿的带动下，许多新干部和刚加入公安部的年轻同志们都转变了自己的想法，积极地投身到新中国的安保事业中，新中国成立时期进入到公安战线的老同志们，有许多人如今已经离我们远去。但他们在公安战线上所做出的每一项贡献，都是我们在和平年代，所不能忘记的。

1949年11月11日，罗瑞卿接受新的任命，兼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毛泽东问他对首都的治安工作如何开展，罗瑞卿回答三个字：稳、准、狠。

稳，指稳定人心；准，指准确打击；狠，指狠力肃清所有敌对势力。

毛泽东听完非常高兴，当场就说：“看来，天塌不下来，就是塌下来也不要紧，有罗长子顶着。有你罗长子在，就有党中央的安全在！我就可以睡好觉、吃好饭。”

那么，公安、政法战线上，当时到底面临着怎样的形势，能让毛泽东用“天塌下来”来比喻？因为国民党在撤离北平前潜伏了一大批特务，新中国政权成立之初，各地的武装暴乱、破坏事件层出不穷。尤其是在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台湾国民党当局更是大喜过望，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经来到，从而加紧了与内地反革命分子的里应外合，气焰愈发嚣张。从1950年1月至10月间，全国共发生反革命暴乱816起，4万多名干部群众惨遭杀害。这就是新中国在成立一年的时候，面对的严峻局势。 

1950年10月9日，在中央召开的抗美援朝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向彭真、罗瑞卿提出了要求：现在美国已经把战火烧到了我们家门口。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以便更好地对付帝国主义。

时任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处长，之后担任罗瑞卿秘书长达10年的王仲方老人在采访中回忆说：“当时敌情确实严重，不镇压不要说搞经济建设，就是政权能不能维持都是个问题。1950年10月9日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就指示彭真、罗瑞卿代中央起草一个关于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指示，彭真和罗瑞卿连夜赶写，在10月10日凌晨2点钟，把这个草稿送给毛主席。”

彭真、罗瑞卿连夜起草的指示，这就是“双十指示”。依照这一指示，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反运动，迅速在新中国的大地上展开。

1950—1953年，镇反运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各地土匪武装基本肃清。

1950年4月，指引飞机轰炸南苑机场、向台湾地区传递情报，密谋在毛泽东访苏期间执行刺杀任务的国民党军统特务，“万能谍报员”计兆祥落网。

1952年11月，公安部指挥东北公安机关，击落美国间谍飞机，活捉美国间谍唐奈和费克图。

1954年6月，罗瑞卿亲自坐镇，擒获军统特务“飞贼”段云鹏。

195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公安部队正式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全面担负起了内卫、边防任务，忠诚地履行保卫祖国、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神圣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