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新立：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一个关系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才能保持经济发展的活力；合理定位并履行好政府职能，才能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两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根本保障。这既是对过去30多年改革经验的总结，也为今后的改革指明了方向和重点。

一、简政放权、增强企业活力，是中国改革的成功经验

经过34年的改革，我们成功地实现了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从而释放出潜藏于十几亿人口中的巨大发展能量，创造了中国奇迹。

整个改革历程围绕着调整和改变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进行。旧体制以政府包揽一切为主要特征：在物资上统购统销，在人力上统包统配，在资金上统收统支，投资权集中掌握在中央政府手中。由于否定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窒息了微观经济活力，实践证明阻碍了经济发展。

改革从简政放权、培育市场关系开始。农村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户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经营者，率先打破了旧体制的束缚。紧接着又向工业、商业领域进军，出现了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城市改革从破除国有企业的铁饭碗和平均主义“大锅饭”开始，并引发了计划、投资、人事、工资、财税等宏观管理体制改革。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培育和建立市场经济的四大支柱：市场主体、市场体系、宏观调控体系和法制体系，改革进入了快速、有序推进的新阶段。国有企业通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集体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一样，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开始形成。计划、财税、金融之间相互制衡、相互配合的宏观调控体系，在抑制通胀、扩大内需的实践中逐步完善。与市场经济有关的法律体系迅速建立，对规范市场主体和政府行为、维护市场秩序，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基本形成之后，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作出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对如何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提出了新要求。在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政府与企业密切配合，使市场经济体制经受了新考验，积累了宏观调控的新经验。

实践证明，我们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关键在于坚持市场取向的改革。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正确选择。旧体制的弊端集中到一点，就是脱离这一基本国情，违背社会主义物质利益原则，超越了市场经济这个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企业的利益决定于其经营业绩，个人的收入决定于其贡献的大小，从物质利益上调动了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生产要素主要由市场配置，提高了社会效率和经济效益。通过发挥价值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大大增强了经济活力，形成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仅用十几年时间，就结束了困扰我们几十年的商品匮乏的短缺经济。政府则通过制定规则和宏观调控，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保证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弥补市场调节的盲目性和滞后性，逐步克服了国民经济周期性的大起大落。实践使我们认识到，市场和政府的作用都不可偏废，把两者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是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原则。

二、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应当按照十八大的要求，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外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为了尽快遏止经济增速下滑趋势，促使经济回到健康发展轨道，实现到2020年GDP和城乡居民收入比2010年双倍增，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进一步释放经济增长潜力。而市场是活力的源泉。30多年来的改革实践证明，哪个领域市场化程度高，允许生产要素自由进入，哪个领域的发展就快；哪个领域比较封闭，限制生产要素进入，哪个领域的发展就缓慢。目前，在国民经济的诸多领域都有大量生产要素处于闲置状态，而在另一些领域由于限制要素进入，仍然大量存在需求得不到满足、供给严重短缺的现象。

因此，只有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创造更好的条件，才能够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巨大潜力，为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宏伟目标提供重要支撑。当前，扩大市场调节作用重点应从四个方面入手。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释放资本潜力。市场对资源的配置，首先体现在对资本的配置上，资本到了哪里，实物资源就跟着在哪里集聚。我国金融资本存量已经拥有巨大规模，但由于流动性差，资本利用率低，资本配置更易于向国有企业、重点项目、城市和沿海地区集中，农村、小微企业和中西部地区资金供给不足，造成并加剧了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体制改革应作为下一步整个改革的突破口，由此扩大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2012年年初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指出了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和重点，包括放宽金融市场准入、组建地方性监管机构、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贷款担保制度、推行利率市场化、建立以用汇为主的外汇管理体制、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等。这些设想都非常好，应加快制定实施细则，分步骤地加以推进。其中，允许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应作为一个重点，在总结温州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加以推广。金融体制改革将释放资本潜力，带来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改革城乡管理体制，释放劳动力潜力。我国劳动力潜力仍然很大。所谓劳动力短缺的说法是因为没有看到农业劳动力的巨大潜力。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仍有2.8亿人，耕种18亿亩土地，人均6.4亩。农业劳动生产率仅为第二、三产业的28%，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城镇居民的31%。土地经营规模小，是造成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和城乡收入差距大的根本原因。如能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实现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每个农业劳动力的种植规模可提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今后20年，可以从土地上再解放出2亿左右劳动力，进入第二、三产业，连同他们的家属在内，部分进入城市，将形成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有力杠杆，成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未来12年，我国能不能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从目前人均GDP5400美元达到1.2万美元，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取决于此。所以，必须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新制度，鼓励土地经营权的有偿转让，发展家庭农场、农业合作社、农业公司等新型农业投资经营主体，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农业现代化，培育新型农民。农户对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应确权颁证，长久不变。加快建立社会保障全国统筹和转移接续制度，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创造条件。

改革科技管理体制，释放技术创新潜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必须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近年来，科研投入大幅增加，科技成果开始成批涌现。我国国内申请技术专利数量已跃居世界首位。国际专利申请量同美国相比，2010年为1：6，2011年已变为1：3.6，照此速度发展下去，到“十二五”末，有可能赶上或超过美国。民营企业已成为自主创新的一支生力军，专利申请量占全国的67%。目前仍有两大领域的创新潜力亟待发挥。一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集中了大量优秀人才等科技资源，国资委制定了关于发挥国有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骨干和带动作用的若干规定，提出将技术成果作为无形资产纳入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内容，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相信这个文件的贯彻落实，将会激发国有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另一个领域是大学。目前全球大学按专利申请量排队，我国尚无一个进入前50名。大学应成为创造技术专利的基地，提高对产业发展的影响度。要通过选拔有创新能力的教师，培养创新型人才。要抓住国际经济危机带来的机遇，扩大国际并购，引进科技人才，相关经验表明利用国际市场科技资源是自主创新的一条重要途径。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关键要拥有自己的技术。目前许多地方都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列为发展重点，存在着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现象。政府部门应围绕有关共性和关键技术，组织产业联盟，实行协同创新。落实国家鼓励创新的各项政策，以财政投入的增加引导企业增加科研投入，形成鼓励技术创新的社会氛围。

改革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促进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矿产资源和土地、水资源价格，应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成本。目前由于一些资源价格偏低，助长了资源的不合理使用和浪费。要通过价格机制的作用，促进全社会形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意识，努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益，建设生态文明。人多地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为了保障食品供给安全，同时满足工业化、城市化对建设用地的需求，必须建立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运用市场机制提高城乡建设用地的集约化水平。我国北方地区水资源严重短缺，但同时存在着水资源浪费现象。在兴建大规模南水北调工程的同时，在节水工程上也要增加投资，并通过改革水资源定价机制，促进水资源的节约。目前一些地方兴建的“城市矿山”工程，是变废为宝的重要举措，应当大力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