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学者眼中的中国重要战略机遇期（6）

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很大变化，倒逼出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是否能够紧紧抓住、切实用好这样的新机遇，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将决定我们能否在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中谋求更大的国家利益。

扩大内需

扩大内需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基点，对发展具有持久拉动作用。扩大内需需要提高居民收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在城镇化。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副主任马库斯·罗勒：对中国来说，如果要保持经济增长，国内需求、特别是私人消费崛起将成为一个更重要的引擎，这通常被称为“经济再平衡”。经济再平衡是中期内中国的一个优先任务，这意味着，中国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向更多地依赖家庭消费。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应继续推行金融部门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允许人民币继续逐步升值，并加快服务业发展。这种增长模式的转变，将持续提升居民的生活水平，使经济增长更加平衡、包容和可持续。

法国战略协会主席德·拉麦松内夫：近年来，国际以及中国国内的许多专家提议重新定位“中国模式”，即扩大内需。目前内需消费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5%，法国这个比例是70%。如要将内需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例提高5到10个百分点，有两种方法：一是增加进口，即降低进口商品关税；二是大幅提高社会保障预算。提高社会保障预算，首当其冲的是医疗卫生和退休保障。未来的战略机遇期将有赖于服务经济，即满足个人需求的第三产业。这一经济空间广阔，现代通信手段为其发展也提供了便利条件。

日本国际贸易投资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江原规由：目前，中国正在摸索由依靠外需转为依靠内需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初级成果已经显现出来。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1—9月，最终消费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为55%，消费超过投资的贡献率。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个数字仍然较低，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是中国内需扩大的王牌。2011年中国城镇化水平为51%，半数以上的人口都住在城镇里。预计，2020年这个数字将增至60%。随着农村人口进一步向城镇迁移，消费的扩大值得期待。与此同时，在城镇化的过程中潜藏着泡沫经济，将该风险降至最低程度，防止中国经济“虚拟经济化”、防止“城市病”，是中国经济成长的重大课题。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尼古拉斯·拉迪：有不少具体的政策对促进内需、平衡经济会有帮助，也许最重要的一环是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力量在中国利率确定中发挥更大作用。

自2004年以来，中国年均储蓄利率是负的。而回顾20世纪90年代初至2003年，中国国内储蓄的真实回报率也仅为年均3%。低利率状况对国内私人消费非常不利。银行存款是许多家庭主要的金融资产形式，利息收入下降，家庭收入的增长就受抑制，而收入减少，家庭消费就会减少。大部分中国家庭储蓄是预防性储蓄，中国家庭对２００４年之后相对于通胀而言的负利率状况的一个反应是，他们把更多的钱存起来，这进一步打击了消费支出。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另一个好处是，中国的储蓄利率上升后，银行贷款的利率也会相应上升，这有助于抑制投资冲动，促进经济平衡增长。如果促进内需增长的政策到位的话，那么，未来１０年，中国仍可保持相当快的、年均７％—８％的增长率，这样，８至９年后，中国经济总量将翻一番，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１万—１.２万美元。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陈抗：中国内需拉不上去，主要是居民消费的大部分钱用来买房，大部分居民收入流入楼市，就不可能在其他方面消费，这对整体扩大内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生极大影响。所以，短期内控制房价，积极推进住房政策和经济适用房的建设，对于今后能不能提高内需，能不能实现比较好的城镇化道路都有很大的作用。此外，服务业不发展直接影响扩大内需，例如看病难就是服务业不发达的典型例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区域制造业联系更加紧密，制造业产品市场更加统一，但是国内服务业市场分割更加厉害，也遭遇地方保护。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别尔格尔：扩大内需需要提高居民收入，然而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却比企业和国家收入增长慢得多。为此，需要对收入分配制度进行极其复杂的改革，不过这将遭遇来自既得利益者的阻力。此外，必须实现大规模城镇化，改变社会结构，使中国国内出现大量中产阶层，使他们成为国内产品服务的主要需求者；需要积极提高农业福利及服务保障水平，使农村与城市一同发展；还需要建立覆盖所有群体的养老和医疗保险体系，使得民众不再因为防范意外而大规模储蓄。这些行动将谋得新的战略机遇，确保中国在不高度依赖国外的情况下长期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