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登盛政府登台后的缅甸改革评析（2）

二、改革是对前军政府国家转型战略的深化

吴登盛政府的改革赢得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说：“改革推进得如此迅速，以致著名的缅甸问题专家也不能确定是什么促成了改革。”不少人称缅甸的改革为“缅甸之春”，称吴登盛是“缅甸的戈尔巴乔夫”、“缅甸的德克勒克”。

尽管改革受到了外界的普遍欢迎，但人们对吴登盛政府的改革动机仍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人怀疑其改革的诚意。一些人认为改革主要源于吴登盛个人的推动。与吴登盛政府和反政府人士关系都不错的乃温貌（NayWin Maung）说：“变革是临时性安排，没有过战略，它基于个人。”毋庸讳言，缅甸新政府的改革与吴登盛个人密不可分，但是，缅甸长期以来一直是由军人直接或间接执政，新宪法也确保了军方的领导地位，因此单凭吴登盛个人的力量是无法突破传统体制束缚的。

还有一些人认为改革是吴登盛政府迫于现实需要的权宜之计。一是为了获准担任2014年东盟轮值主席国，二是为了让西方国家解除对缅甸的制裁，吸引外资，维护军人集团的利益。融入国际社会和争取外资，是缅甸政府长期以来的愿望，并非吴登盛政府上台后才有的，而且西方对缅甸的制裁坚持了20多年，粉饰性的改革是不可能让西方满意的。因此，把吴登盛政府的改革视为迫于现实需要的权宜之计缺乏充足的说服力。

如果从1988年军人执政后缅甸发展的轨迹考察，我们会发现，缅甸政府的改革既不是吴登盛个人的即兴之作，也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吴登盛政府对前军政府国家转型战略的深化，是一项长期战略。

1988年军人接管政权后即开始改革，并明确提出向多党选举民主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转型。军政府采取的是国家主导型发展战略，坚持先制宪后交权。在1990年大选前，军政府多次公开表达了这一立场。1990年4月12日，国家法律与秩序恢复委员会第一秘书钦纽（KhinNyunt）说：“军方在选举后将继续执政，直到起草一部新宪法和成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1993年国民大会召开后，军政府明确规定了国民大会制订新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目标：联邦统一不分裂、民族团结不破裂、国家主权永存、军队参与对国家的政治领导等。2003年，军政府提出的缅甸民主化进程七步路线图明确规定，先根据国民大会确立的基本原则和细则制订宪法，再进行议会选举，组成新政府。2008年新宪法规定军队在议会中拥有1/4的席位，在法律上确保了军队参与对国家的政治领导。1988年以来由于国内政治纷争和动荡，军政府的国家转型战略推进得并不顺利，但缅甸国家的转型还是按照军政府的设想一步一步地缓慢推进：经济上，颁布《外国投资法》，鼓励和扶植私人经济发展，扩大对外贸易，对一些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政治上，颁布政党登记法，废除一党执政，举行多党制大选，召开国民大会，制订新宪法，进行议会选举，成立新政府。在推进政治和经济转型的同时，军政府还试图化解民族矛盾，1989—1997年政府先后与17个主要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和一些小的武装组织达成停火协议。从本质上说，缅甸军政府奉行的国家转型战略遵循的是印度尼西亚式的“国家领导发展的模式”（model ofstate-led development），强调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和军队承担安全和政治双重职能。

2008年新宪法不仅明确了“努力建立符合国情的多党民主制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且确保了军队参与对国家的政治领导，从而为进一步推进前军政府国家转型战略提供了宪法保障。吴登盛政府正是根据新宪法选举产生的，其进行的改革显然是对前军政府国家转型战略的深化。第一，吴登盛始终强调要在宪法框架内推进改革。吴登盛政府迄今为止出台的所有改革措施均没有逾越宪法，没有改变军队参与对国家的政治领导的原则。第二，深化改革是为联邦巩固与发展党的执政以及军队参与对国家的政治领导提供合法性。2008年宪法公投和2010年大选被外界认为并非公正、自由，全国民主联盟拒绝参加，因而军人集团虽然获胜，但胜之不武，联邦巩固与发展党执政以及军队参与对国家的政治领导的合法性广受质疑。寻求“政绩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是发展型国家的普遍做法，选择国家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军人集团自然希望新政府通过进一步推行改革做出政绩，以获得民众的认同和支持。对军人集团来说，让吴登盛出任总统是个不错的选择。一方面，吴登盛清廉、较少遭人憎恨、眼界开阔，能够在国内外树立好的形象；另一方面，吴登盛在军内没有根基，也没有野心，且忠诚、守纪、踏实，善于妥协，因而能够更好地推进改革。有不少人认为，丹瑞（Than Shwe）选择吴登盛推进改革，就是为了自己能安度晚年。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改革是丹瑞军政府的既定方针。第三，吴登盛政府的改革得到了议会的支持。没有议会的支持，吴登盛的改革是不可能兑现的，特别是一些法律是无法通过的。不仅如此，有些改革动议还是议会提出的。如人民院在军队代表的支持下通过了反对派的动议，请求总统大赦政治犯。所有这些说明，吴登盛政府的改革既非个人行为，亦非权宜之计，而是一项长期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