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解答当前民情官情的三大问题（2）

解答民情的“低迷”“焦灼”迫在眉睫

财新《中国改革》：当下的民情官情如何？人们当前的期待主要集中在哪里？“习李新政”于此怎样呼应？

许耀桐：近几年来，从民情方面说，呈现出负面的“低迷”“焦灼”状态。根据我所听到的和了解到的，可以说现在，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四个低迷”：一是民众对党政领导干部的信任度处于低迷；二是民众对党政方针政策的支持度处于低迷；三是民众对党政机关作风的满意度处于低迷；四是民众对党政公务人员的总体评价处于低迷。与这“四个低迷”相联系的是，民众的情绪显得十分“焦灼”。这种“焦灼”感一方面是他们迫切希望能够尽快改变现状、有所起色；另一方面又感到无望，相当地失落，觉得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山河依旧，党风政风好转不了，由此极易转向愤懑和狂躁，滑向民粹运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从官情方面说，也有四种情况堪为忧虑，一是感到干得好的不如关系好的；二是感到老实厚道的不如能说会道的；三是感到亲近群众的不如亲近领导的；四是感到勤于职守的不如捞个实惠的。现在，官员之间要像十八大报告所说的，“营造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民主讨论的政治氛围、民主监督的制度环境”显得太难了，本来共产党员之间的关系应当是正常的上下级工作关系和同志式的关系。但是，现实状况是，在一些地方变成了君臣关系、父子关系、猫鼠关系等。

以上这些民情和官情，集中到人们对新领导层的期待上，那就聚焦为三个问题，一要解决腐败问题；二要解决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三要推进民主发展，切实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我认为，“习李新政”已经注意到这三个棘手的问题，并力图通过推动和加大改革的途径予以解决。

以制度建设深化改革

财新《中国改革》：从目前的动作来看，以转变作风带动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的解决，已经初现成效。就腐败和民主问题来说，尚待制度性的推进。尤其在推进民主发展问题上，民间的呼声和官方的应对有多少契合？

许耀桐：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是存在于政府等公共机构肌体上的痼疾。现在还远不能说已经解决了，仅仅开了一个好头。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固然要靠端正思想作风，靠施行政治教育，但是，主要还是靠深化政治体制和行政体制改革，靠制度建设。如果制度建设没有跟上，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就不可能彻底，就是不容乐观的。过去多次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教训也说明了这一点。

对于推进民主发展来说，情况也是如此，我们也只能通过制度手段、方式。现在，在推进民主发展问题上，民间和官方是有交集的、契合的。在民间方面，我们通过网络可以看到，对民主的要求向来呼声非常高；从官方来看，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所发出的声音，是要坚定不移地走民主政治发展的道路。试想，如果我们忧惧实行和推进民主，难道还要搞专断独裁不成？

现在，在推进民主发展问题上，民间呼声和官方态度有着一致的方面，也有反差的情况。主要表现为，对于民主发展，民间有着强烈的甚至是焦虑的期待，可以说要是一声令下的话，他们一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而官方则显得动力不足，瞻前顾后，彷徨犹豫。公道地说，官方对民主发展确实准备不够，筹划不周。因此，我们希望官方沉下心来，实实在在地拿出一些实际措施步骤。须知，一个行动比十篇华丽讲话更管用。

财新《中国改革》：就解决腐败问题的制度建设上，民间对官员财产公开呼声很高。你对此怎么看？

许耀桐：公众对官员财产公开呼声很高是有道理的。因为反腐败在国外已有比较成功的经验了，这就是建立官员财产公开或申报的制度。反腐败可以有很多的方法措施，但是，要求官员实行财产公开或申报，这是反腐倡廉非常有效的制度规定。在美国，1965年颁布了《政府官员及雇员道德操行准则》，对各类高级官员及其配偶、子女的财产申报作了规定；1978年又颁布《政府行为道德法》，该法规定在联邦政府各系统内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并对政府官员离职后的从业行为做出了详细要求。

由于美国建立了一套比较严密的财产申报制度体系，官员腐败的丑事虽也偶有发生，但是，长时期来处于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这样看来，反腐败势必要走这一条路。不走这一条路，必定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

现在要制定和实行官员财产公开或申报制度已没有悬念，因为如果拖着不搞，反而会使执政党陷入困境、蒙受耻辱。邓小平早就说过，老百姓就会问，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能办到的事，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反倒做不到？中共也早已反复声明，自己与腐败“水火不容”，反腐倡廉是始终高举的旗帜，十八大更明确提出“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要求。既然干部要清正，公布官员的财产就在必然之中。中共有很多清廉的干部，他们也希望公布自己的财产，避免因不公布而有贪腐之嫌。所以，要不要制定和实行官员财产公开或申报制度已不是问题了。现在的问题只是怎样着手制定相关法律以及怎样来实行，比如，先在拟提拔的官员中实行财产申报或者给现有的官员三年的缓冲期，三年后开始公开申报财产，不公开申报的必须离开官员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