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解答当前民情官情的三大问题（3）

改革是走出来的，也需要提前设计

财新《中国改革》：改革，一直在提。对这次新领导层提的“改革”，怎么理解？

许耀桐：改革“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现在，人们之所以把新领导层的执政称为“习李新政”，并抱有期待，主要还是基于“习李新政”强调了改革的极端重要，展示了改革的决心毅力，同时付诸实践，开始发力推行改革。雷厉风行、快速出击，这就是这次新的领导层提出的“改革”和以前不一样的地方。我说“习李新政”开始发力推行改革，你可能感到诧异，其实确是如此。我还是要提到刚才讲的中央政治局制定的“八条规定”，其中要求领导外出不实行交通管制、不封路，精简会议提高实效、开会讲短话，减少文件、没有实质内容的文件一律不发等等，这就是在改革嘛。改革是什么呢？就是革故鼎新，破除旧规约、推出新制度。提出新举措，建立新制度，这是最重要的改革。

此外，这次新的领导层提出的“改革”之所以和以前不一样，还在于十八大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出了强烈的信息，改革要搞“顶层设计”，要制定“路线图”和“时间表”，一下子提振了大家的信心。30多年来，我们的改革主要依靠“摸着石头过河”的策略，但是，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后，除了在一些基层单位，在知识与经验尚少、充满不确定因素的领域，还可以“摸着石头过河”外，在中、宏观层面上，特别是已有探索的领域搞改革，则必须依靠“顶层设计”，搞总体规划。我们期望中央尽快成立“体制改革委员会”负责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体制改革委员会”的地位和作用就是思想库，由它提供改革的设计方案，供中央决策使用。

财新《中国改革》：还有一种看法提出，改革不是设计出来的，是走出来的。你的看法是什么？

许耀桐：这样的说法比较偏颇。改革固然和现实实践紧密联系，即所谓是“走出来的”，但改革确实需要提前设计。尤其是当改革进入攻坚期的时候，这时的改革越来越复杂，没有通盘的全面的周到的考虑，不可能顺利和获得成功。如果以为改革不是设计出来的，改革设计没有必要，只凭着实践摸索，只凭着一股率性，这必然助长改革的随机性和盲目性，这对于我们的改革事业是没有一点好处的。当然，改革可以设计，但这并不等于可以凭空设想、随心所欲、异想天开。改革的设计是科学严谨的、实事求是的。改革设计本身也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不断测试，不断调整，不断改进。

以讨论、争鸣等自由、民主的方法形成改革共识

财新《中国改革》：中国能够继续往前走，需要共识和凝聚，现在的共识在哪里？如何能够达成共识，形成合力？

许耀桐：十八大召开之后，我相信现在上上下下已有了共识和凝聚的力量。这个共识就集中在要改革，不希望停滞，甚至是倒退。中央新领导层想有所作为，不想因循守旧，必然要推进改革；人民群众不满足于现状，不喜欢过死气沉沉的日子，也要求实行改革。所以，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并且特别强调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改革已成为十八大报告的主旋律和最强音。

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怎样改革，从哪里下手，应该拎出一个整体设计来。改革也要搞试点，可以搞几个试验区。改革当然需要共识、动力和合力，但怎样才有共识、动力和合力呢？就是要有改革设计、要有改革试点，要有改革实践。有了改革设计、改革试点和改革实践，就不怕没有改革的共识、改革的动力和合力。所以，改革的共识、改革的动力和合力，首先要来自上层，有了上层的共识、动力和合力后，就会转化和形成为下层的共识、动力和合力，最终组成大共识、大动力和大合力。如果要说担心的话，就在于担心上层没有改革的共识、动力和合力。

财新《中国改革》：就共识来说，普通老百姓、知识分子和官方对于如何改革的看法不尽相同。其中，阶级斗争的意识还存在于相当一部分人中间。比如民间动辄以“汉奸”来称呼某些主张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如联合国人权公约中的价值观）的同胞。有些官员动辄以否定党的领导、境外敌对势力支持等等来打压不同意见。对这些问题怎么看？各方如何才能够达成共识？共识的达成是一个力量博弈的结果么？

许耀桐：现在，在我们的社会中，各阶层、各群体、上上下下，或者说从公民到官员，确实也存在着共识又很差的情况。不过，改革当然要尽可能地达成共识，但也不是说非要等到达成100%的共识才能推进改革。如果这样，就会贻误改革时机、延缓改革进程。那样的话，执政者和执政团队的责任跑到哪里去了？我们需要执政者和执政团队又是为了什么？

所以，执政者和执政团队最重要的是要根据世情、国情、党情的发展大趋势，根据法律和法治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开展改革的“顶层设计”，拟订改革的总体规划。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就像当年邓小平搞改革时曾经明确指出，不能优柔寡断、拖拖拉拉，看准的事，就要下决心干起来。邓小平当年搞改革时，主要是顺应了时代和社会进步的要求、符合人民的心愿和期望，但如果要说那时事事都已经达成共识了，很难这样讲，有些邓小平要做的事情，至少起初碰到的阻力还特别大。反过来说，后来邓小平领导改革成功了，反对的声音就渐渐小下去了，大家才有了共识。

至于说在普通老百姓中，在知识分子中，甚至在官员中，对改革有着不同的看法，存在着左、中、右的谱系，有着激进、稳健或开明、保守的不同政治倾向，我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中都是存在的，也都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都是可以争论的。例如，对于是否存在所谓“普世价值”的问题，就可以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谈到共识问题，这是属于思想认识领域的问题，是不能靠权力打压、行政裁决的。

因此，我们千万需要警惕和反对的是，对某种观点、某种看法，采取片面压制的办法，扣帽子，或者采取污蔑谩骂的下流手段。关于共识的达成，我不主张是通过所谓力量博弈的结果，这样的话很可怕的，它往往会采取政治斗争的方式来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各方共识的达成，只有运用理性公开的讨论、争鸣等自由、民主的方法，大家渐渐地才能寻求或形成某种比较一致的认识。

财新《中国改革》：就你的研究和观察来看，中国需要和能走的改革路径何在？

许耀桐：从政治学研究方面看，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必须选择三条路径：

一是要走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是主体的道路，发展如十八大报告说的“三个更加民主”，即“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这“三个更加民主”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员和人民群众有“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但我们不能搞“多党制”，不能搞不切实际的“普选”，要坚持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

二是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要走制约权力的道路，即如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我们不搞西方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制衡”和“三权分立”，也一定要搞我们自己确立的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三权制约”和“三权分设”。

三是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要走积极、稳妥、有效的道路，我们一定要坚持“顶层设计，基层做起”，不可急躁、不求一揽子能解决所有问题，而要渐进发展、安定有序，保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国家的稳定、持续和明显成效的同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