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耀桐：解答当前民情官情的三大问题

当前的民情和官情聚焦为三个问题，一要制约权力、解决腐败问题；二要解决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问题；三要推进民主发展，切实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

中共十八大闭幕之后，举国上下已有了“改革要啃硬骨头、涉险滩”的共识。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并且特别强调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有人做了统计，改革在报告中被提到了86次，其中多次提到“全面改革”和“深化改革”等，可见，改革已成为十八大报告的主旋律和最强音。现在的问题就在于，怎样改革，从哪里下手。

把“思想家”的活派给学者，把“实干家”的活归于执政者

财新《中国改革》：从习近平总书记等新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多篇讲话、习近平南方之行到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人们用"习李新政"来表达那种如沐春风的心情。从国家治理层面来说，新领导层的言行发挥了什么作用？

许耀桐：新领导层的言行主要发挥了两个重要的作用。首先，新领导层的言行发挥了带头的作用。在新领导层的诸多言行中，最难能可贵的就是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在领导力与执行力方面，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有“自上而下”和“从下至上”两种。两种方式比较起来，自上而下的力度会大些，时间更快些，效果也更好些，这就是中国古代常言的“子帅以正，孰敢不正？”以及现今流行的“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的说法。十八大产生的新领导层很注意这一点，他们深知“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垮下来”的道理。所以，习近平明确地说，“首先要从中央政治局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坚决不做。”他还说，“物必先腐，而后虫生”，“打铁还需自身硬”。这些都说明了，自身不动，难以服众。以中央政治局出台的“八条规定”为例，上行下效，中央政治局作出规定后，下面各级就很快跟着动起来了，纷纷制定了相应的规定，收到普遍的成效。

其次，新领导层的言行发挥了务实的作用。习近平有一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话，显得特别高亢响亮，特别引人注目。由此可见。“习李新政”的一个根本风格就在于务实和实干。仍以中央政治局制定的“八条规定”为例，这是“习李新政”务实和实干的鲜明体现，它有三个特点：第一，具体，不是空洞无物、游戏文字；第二，实在，直刺时弊，一针见血；第三，简约，扫却奢华，尽显素朴。现在，“八条规定”已经很好地重创了这几年日见猖獗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促进了文风、会风等一系列风气的好转。

财新《中国改革》：“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怎么理解？是不是不谈主义，不管“白猫黑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提法有什么深意？

许耀桐：“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的首创者是邓小平，原话是1992年1月18日邓小平巡视南方在汉口火车站时说的。当时，他讲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不要再进行所谓的争论了。”邓小平这样说，主要是认为执政者不要尽说些空话，而要干实事。

“空谈误国”这句话，也与“清谈误国”有关。“清谈误国”是清代学者顾炎武先生的一个著名观点。说的是魏晋时代，风流名士以清谈为荣，被王羲之针砭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后人以为两晋亡于清谈。顾炎武怀有明亡的家国之恨，痛感“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的士风之危害，故有“清谈误国”之说。

其实，早在魏晋之前，中国的辩论求理之风就长期存在。战国时期有“百家争鸣”，东汉时期有“夺席谈经”，这都是士人学者思想辩论的学术活动。魏晋时期的清谈不过是直接承继了东汉后期“匹夫抗愤，处士横议”的清议运动。清谈，不仅是古已有之、包括魏晋时期的士人学者学术交流方式，也成了这之后的士人学者的一种生活方式。就其本身来讲，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而是学术发展的必不可少的形式，它跟国家衰亡也没有必然的关系。因此，客观公正地说，对于士人学者而言，没有什么也不存在什么“空谈误国”的事，他们恰恰要善于清谈。

问题在于，中国的统治者承担着既是“思想家”又是“实干家”的角色，可谓一身二任。在一身二任的情况下，如果“思想家”的成分过多了一些，“空谈、清谈”的话充斥了生活、实践，“实干家”的成分过少了一些，“务实、肯干”的事少做了，甚至不做了，国家确实不能兴盛，而只会走向衰亡。

现在，执政党以及国家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也同时承担着“思想家”和“实干家”的两种活。因此，在我看来，“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这句话的深意就在于，当务之急，我们要把这两种活分别开来。把“思想家”的活儿派给学者，把“实干家”的活儿归于执政者。这样，“空谈误国”才不至于被泛化，对执政者本身才是贴切的、有所指的。把这两种活儿分开后，执政者确实不应该再去谈什么“主义”了，因为已把“谈主义”的事交给学者去了，他们只需择善而行；执政者确实要专注于“不管黑猫白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因为执政者的任务就是要取得实实在在的、看得见的政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