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从富强崛起走向文明的崛起

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作为全球最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总量今年将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老二。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资深外交家吴建民认为：“中国在鸦片战争后首次走到了世界舞台中心，这一新变化世界没有准备好，中国自己也没有准备好”。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崛起？崛起后的中国还缺少什么，她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令西方人迷惑，中国自己也缺乏清晰的答案。

在一片中国崛起的欢呼声中，我们需要的只是冷静的反思。

一、文明的崛起，还是富强的崛起？

中国的崛起当然已经是一个无庸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与文明有关吗，抑或仅仅是一种“富强的崛起”？“富强的崛起”只是以GDP为核心的一组统计数据，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文明大国，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儒家文明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佛教文明一起，是影响至今的人类轴心文明。儒家文明提供的价值典范在于：法家追求的富国强兵并非正途，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是保持天人之际、群己之际的和谐，国计民生虽然重要，但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德成仁，统治者施行仁政，民众安贫乐道，维持身心平衡的礼治秩序。最后实现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儒家文明通过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在东亚地区曾经建立过长达千年的统治，那的确是一种以天下主义为核心的文明霸权。中国文明在18世纪到达巅峰，以至于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将1400－1800年的现代化早期视为“亚洲时代”， 在欧洲工业革命兴起之前，已经出现了全球经济体系，但它的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中国与印度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然而进入19世纪之后，随着欧洲的强劲崛起，中国文明逐渐衰败。老大帝国先是败于欧洲列强，然后不敌过去的学生、因“脱亚入欧”而变得强盛的近邻日本。中国人痛定思痛，放下重义轻利的儒家文明，开始追求西洋式的强国崛起。

早在晚清，严复、梁启超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发现，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富强是躯体，文明是灵魂。富强与文明，哪个目标更重要呢？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亡国灭种危机面前，文明的目标、自由民主的理想不是不重要，但比较起富强，显然可以缓一步进行，当务所急乃是尽快实现富国强兵，以自己的实力争得世界上的生存地位。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追寻强国梦之中，富强压倒文明始终是中国的主旋律。从晚清到民国，从毛泽东时代到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文明梦的内涵与时俱变，但富强的目标始终一以贯之。即使在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挂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打造社会主义强国，依然是继续革命的中心目标，毛泽东求强心切，发动“赶超英美”的大跃进，试图以非现代的方式建立现代强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先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认定“发展是硬道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成为社会上下共同的追求目标，发展主义成为超越各种主义纷争的国家主导思想，而消费主义又是百姓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发展主义的国家战略与消费主义的民众意识上下合流，其背后共享的世俗目标，便是与价值、伦理与文明无关的富强。以寻求富强为中心，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

富强与文明是近代西方崛起的两大秘密，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当中，暂时舍弃了文明，全付精力攻富强，不惜一切代价学西方，追求“富强的崛起”。路易斯·哈茨在为史华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所作的序言中不无感慨地指出，严复站在尚未经历现代化的中国文化立场，一下子就发现了西方思想家未曾意识到的19世纪欧洲崛起的秘密，他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叙述的背后，读出了“集体的能力”这一西方得以富强的主题。从19世纪末到21世纪初，几代中国人追寻强国梦，在何种文明问题上，几度摇摆――最初英美，又是法兰西，随后苏俄，最后回到英美――至今争论不休，但在富强这一关节点，却前赴后继，纲举目张。富强这门课是残酷的，学生先是被老师棒喝殴打，打醒之后一招一式模仿老师。经过一个半世纪的苦炼，终于到了学生可以向老师叫板、师生平起平坐的时刻。假如像雅克所预言的那样，2050年真的实现了“东风压倒西风”，这究竟是中国的胜利，还是西方富强精神的胜利？西方人届时会否像当年被满清征服的汉人那样骄傲地回答：是的，是轮到你们东方人再次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不过这次你们却在精神上堕入了我们西方精神的俘虏。是我们让你们从野蛮走向了文明，哦不，从你们东方文明的视角来看，应该是从文明走向了野蛮！

一个可欲的现代性既包含物质文明（富强），也内涵精神文明（价值）。一部近代西方的现代化历史，也是道德与生存、启蒙价值与国家理性内在冲突、相互斗争的过程。在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在西方历史内部曾经出现过物质主义与国家理性携手、走向全球野蛮扩张的文明歧路。这种以富强为核心的现代性，也预设了对人性的独特理解，不过那仅仅是霍布斯意义上追求自我保存、自我利益最大化的“生物人”，这种失去宗教与道德价值约束的现代性，无异是一种野蛮的现代性，或者说反文明的文明。假如没有文明法则的制衡，听凭现代性内部富强的单向膨胀，往往会堕于腐败、冷酷与野蛮。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就与文明内部的这种残缺性有关。

今日的中国人，比这个时代的西方人更像19世纪的西方人，表现出欧洲早期工业化时代欲望强烈、生机勃勃、冷酷无情与迷信物质力的布尔乔亚精神。当世之国人，与儒家文明熏陶下的老祖宗比较，在精神上恍若异种。在富强这张脸谱上，中国已经步入“现代”，而“现代”的代价却是“中国”的失落――不是国家主权意义上、而是文明主体意义上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