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从富强崛起走向文明的崛起（2）

二、现代性内部的野蛮性

富强与文明都是现代性的内在要素。所谓富强，包含三个层面，首先是器物的现代化，其次是国民精神的提升，第三个旨在实现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机器的合理化。而文明则是一种特定的价值目标和乌托邦理想，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等，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富强是世俗的诉求，而文明是内涵伦理、道德的价值理想。

在欧洲的现代性历史过程之中，富强与文明是一个同时展开的两面，富强为现代性提供了物质生产与制度合理化的基础，使得人类在短短的几个世纪之内能够创造出比过去所有历史的总和都要大得多的物质财富，文明则为现代性提供了精神与制度的价值与意义，并以此发展出现代的心灵秩序与政治秩序。缺乏富强的现代性是一种虚弱的、贫乏的宗教/道德乌托邦，而没有文明的现代性则是可怕的、具有内在破坏力的蛮力。富强与文明，是现代性不可缺少的两面，它们满足了人性深处世俗欲望与精神超越两个矛盾性的追求，是心灵秩序中神魔二元性在社会秩序中的现实展现。

虽然每个时代都有其野蛮性，并非自现代性而始，然而，现代性一方面是物质和科技的进步登峰造极，另一面却是野蛮的空前（未必）绝后。文明提供的技术手段使得暴力和杀人更加科学化和理性化，电影《阿凡达》中最令人震撼的镜头，就是自然的原始部落与武装到牙齿的现代人的对抗。现代性承认了人性的世俗欲望无限膨胀的正当性，当今世界各种利益政治的斗争，最终乃是人性中的欲望冲突。霍布斯对现代人性的认识虽然冷酷，却是一针见血：贪婪和虚妄。人类的虚妄发展到现代，莫过于此。当各种超越世界（上帝、天命、自然、道德形而上学）崩溃之后，各种人造的崇拜物、拯救世界的意识形态充斥人间，并且都以某种貌似崇高的名义施行暴力。现代性的内在野蛮性不是一种外在之物，而是内在于现代人的心灵之中，它成为现代乌托邦的内在一部分。暴力不仅施行于人的肉体，而且摧残人的灵魂，前者比较容易察觉，而柔性的强制性力量――通常表现为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作为福科所说的话语权力却无所不在。现代文明的野蛮，说到底，乃是一种心魔。与野蛮的搏斗，是现代文明内部的战斗，是一场人性的自我搏杀。无论历史如何进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与心魔的斗争，是一场人类永恒的战争。

当代中国的发展，创造了三十年迅速崛起的奇迹，但现代性的负面景观都在中国集中地体现。如今这个全球化的现代性非常短视，非常自私，现代人为现世享乐主义激励，不相信来世，不恐惧地狱，也不追求天堂，要的只是自己看得见的欲望满足。古代人、中世纪人对自然与上帝有敬畏之心，生活有节制。现代人活得太嚣张，肆无忌惮。地球总有一天会毁于人类自身，可能就是一次漫不经心的偶然失误。古老的玛雅文明曾经预言2012年是世界与人类的末日。世界末日也好，最后的审判也好，抑或弥赛亚时刻也好，都有一个对现世有所制约的神圣（或恐怖）的终端，让人懂得审慎、畏惧和有敬仰之心，然而，现代人，特别缺乏信仰的中国人如今天不怕、地不怕，无论是体现国家意志的奥运会、世博会倒计时，还是个人生存意志所期待的买车、买房、晋升的幸福倒计时，都是不具超越性的“世俗时刻”，一旦来临，即陷入虚无。人们在纵欲与虚无之间无限循环，生死轮回，永无尽头。这，难道就是现代人的宿命吗？

现代性靠什么与内在的野蛮性作战？现代性一方面滋生着不断变种的野蛮流感，同时也不断生产着对它们的抗体，从现代性的历史来看，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各种价值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建制，还有人类几千年的人文与宗教传统，都是制约现代性负面的有效因素。文明之所以依然给我们希望，启蒙之所以没有死亡，乃是建立在这种现代性抗体的自我生产机制之上的。按照历史的辩证法，野蛮的流感让文明产生抗体，但同时也不断对抗体做出反应，产生新的流感病菌。如同加缪所说，鼠疫是不可能终极地战胜的，因为鼠疫在人心之中。但人之伟大，乃是有一种西西弗斯的精神，与之不断的抗争。对于人类文明的前景，我们应该抱有一种审慎的乐观或有节制的悲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