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担当

新中国建立60余年、改革开放30余年，几乎是突然之间，我们来到了前行路口。

中国向何处去？向前？向后？向左？向右？举世瞩目。

预言中国要崩溃、会四分五裂、将发生大麻烦的比比皆是；希望中国蜕变、转向、混乱的比比皆是。这一切，发生在新中国的建设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外汇储备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将成为世界第一、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的时刻；发生在我们正在或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互联网用户、最大的移动电话用户、最大的汽车生产者和销售用户的时刻；发生在我们正在以世界上最大的规模、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几亿人口脱贫致富的时刻。简单事实与复杂思绪之间的巨大反差，优裕生活与激烈观点之间的强烈冲撞，似乎就像火车头前进越快轰鸣声越大一样，以一种十分另类的方式，印证着中华民族的复兴。

其实全世界没有人否认，这个历尽苦难的民族正在眼前崛起。

1840年以来，让中国富强起来，是多少代人的梦想。从林则徐的鸦片禁烟，到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再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洋务自强，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维新，孙中山的辛亥革命，各种方法试过了，各条道路走过了，都没有能够实现这一梦想。

新中国前30年，也未能创造出这样的财富。

改革开放之初的1984年，邓小平同志设想：什么时候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搞到一万亿美元，拿出百分之一来搞国防，就是一百亿美元，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比较强的国家了。

今天我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七万亿美元，国防投入超过一千亿美元。中华民族创造的财富总量，大大超出了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第二代领导人的设想。我们今天拥有的物质实力是前辈无法企及的。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民族复兴这一伟大目标。

近代以来，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华民族太多苦难，太多挫折，太多失败，最缺乏的就是胜利。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艰苦卓绝斗争获得一系列惊天动地的胜利，最终使中华民族告别了长期沿袭的颓丧萎靡之气，完成了民族的精神洗礼。否则我们今天可能还得按照别人的喜好选择，还得看着别人的眼色行事，就像鲁迅描绘的阿Q和毛泽东嘲讽的贾桂一样，至今无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30余年改革开放，使这一洗礼由精神延伸到了物质，由政治扩展到了经济。不但站立起来、而且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让“社会主义不能消灭贫困，只能使贫困普遍化”这一西方经典论断黯然失色。今天我们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拥有的财富，皆为五千年历史前所未有。中国取得的成就、中国发展的方式成为全球议论纷纷的话题。这样的时代对每一个华夏子孙来说，能说不是大时代吗？

大时代中的大牢骚，本不足惧。“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大时代中的大担当，尤为可贵。疾风然后知劲草，盘根错节然后识利器。

今天我们拥有前辈从未拥有过的巨额物质财富，我们也面临前辈从未遇到过的复杂问题：高速发展中的城乡、地区失衡问题，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社会公平问题，单纯追求GDP导致的环境破坏问题，脱离群众的官僚特权问题，侵蚀执政基础的以权谋私和严重的腐败问题……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步入深化期和攻坚期。好干的，代价小的，得罪人少的，见效快的，基本都做完了。剩下的几乎都是难干的，代价大的，得罪人多的，见效慢的。在这一现实境遇中，要干，要往前走，太需要一批不以眼前利害和任内利益为最高追求，而以追求长远为己任、锐意进取、敢于担当的领导者了。

20世纪30年代，面对国内经济凋敝、政治混乱、日本侵略者步步蚕食的黑暗困境，地质学家丁文江说了一句极具内力的话：“只要少数之中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坐以待毙，这个民族就总有希望。”我们今天早已脱离了当年那种艰难困境。但在大动荡、大变革、大转折时期，一批领导者敢于担当、能够担当，依然是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之时杀出一条血路、闯出一条新路的基本依托。共产党人的先锋作用、模范作用、奋斗精神、牺牲精神，无不体现于艰险、困难、混沌时刻挺身而出、横刀立马的大无畏之中。

世界进入剧烈动荡与调整的时期，东亚及西太平洋地区成为全球战略竞争中心和焦点。内外因素相交，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执政能力、带领民族走向复兴能力提出严峻考验。今天最需要也是重要的，不是概念的相互证明和反复演绎，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在不怕碰得头破血流的实践中切实向前推进。马克思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马克思还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担当的艰难，担当的伟岸，集中体现于马克思这句话语之中。

现实已经展示：生活于这样一个前所未见的大时代，多么有幸。

历史将会证明：担当于这样一个走向复兴的关键时刻，多么有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