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19世纪末,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文明之国早已远离太平盛世,一步步坠入半殖民地深渊,志士仁人们不甘沉沦,步履维艰,前仆后继地编织着救亡图存的“中国梦”。
梁启超的“新民梦”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逃亡到日本,头两年他心情很不好,晚上常被清兵追捕的噩梦惊醒,想想原本可为的维新事业和谭嗣同等流血牺牲的战友,他感到悲哀和迷茫,写文章常用“哀时客”的笔名。待他读了几年西书,知识阅览丰富起来,救国之道渐渐清晰,心情豁然开朗,发表于1900年的《少年中国说》,描绘了梁启超心中一个新的中国梦: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梁启超在文末宣布,他以后不再用“哀时客”这个笔名了,代之以“少年中国之少年”。那么,梁心中的救国之道是什么呢?是“新民”,即要让中国民众觉悟,自己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认为一旦能够如此,中国就将崛起于东方。
在随后的一些年,梁启超写了大量的文章,向国人说明什么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他说要使人民爱国,有公德心,就要让他们做国家的主人;要使人民做国家的主人,就要让他们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并尊重他们的独立人格。人民只有享权利,才会对国家尽义务;每个国民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合多数之独而成群也”,这样的群治、公德才是自觉的、有力的;这样的国家才是战无不胜的。梁的杰出宣传,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被称为“启蒙”。
丁文江的“科学梦”
在西学东渐的大潮中,西方近代科学,同其政治学说一道,吸引了无数中国读书人。在他们看来,理性精神是西学的精髓,而东方文化的神秘主义,其差距就在于不科学。因此科学梦,不仅是救国梦,更是强国梦。当年的“海归”人士丁文江就以自己的一生,追求和实践了这个梦想。
丁文江15岁出国留学,先赴日本,再转英国,攻读动物学和地质学,学成归国,投身于中国地质科学的奠基事业。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大学做“人生观”问题演讲,提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的观点。丁文江与张君劢是朋友,但他毅然挺身为捍卫科学思想而与张展开论战,他在著名文章《玄学与科学——评君劢的〈人生观〉》中强调,所谓欧洲文化破产,“科学绝对不负这种责任,因为破产的大原因是国际战争。对于战争最应该负责的人是政治家同教育家,这两种人多数仍然是不科学的。”丁文江引用与他观点相同的胡适的话说:“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他还认为,西方的科学理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实事求是精神是有契合之处的。
当年中国思想界的“玄科之争”,在今天看来,双方观点都有一定偏颇,但丁文江等所坚持的用科学精神改造中国传统文化,虽不无简单之处,却表现出对现代化更为积极的态度。
马相伯的“教育救国梦”
马相伯的名字和中国一所大学联系在一起,即复旦大学,其代表了民间志士“教育救国”的梦想。马相伯早年做过外交官,曾游历欧美,深感中国教育落后是国家落后的重要原因,于是“决心想办新式的中国大学,和欧美大学教育并驾齐驱”。1903年,他将家族遗产三千亩田地作为基金,又拿出几乎全部家资(八处地产和四万元现洋),创办了震旦学院。“震旦”为梵文“中国”称谓,有“日出东方”之意,是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所新式民办大学。马相伯自任校长,他说:“欲革命救国,必自研究近代科学始,欲研究近代科学,必自通其语言文字始,有欲通外国语言文字,以研究近代科学,而为革命救国之准备者,请归我。”
马相伯对他的学生说:“所谓大学生,非校舍之大之谓,非学生年龄之大之谓,亦非教员索薪水之大之谓,系道德高尚、学问渊深之谓,诸君在此校学习,须遵循道德和专业内容,庶不辜负大学生三字。”治校中,马校长特别强调:“学术之根,自由为本”,他认为教育自主、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是民办高等教育的基本原则;又主张办学“面向所有学生,无论其思想派别有何不同都任其自由发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马相伯已是90高龄,他奔走呼号,鼓吹抗日救国,感动了各界人士。1939年,在抗战转移中,这位可敬的百岁老人病倒在途中,临终他说道:“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张謇的“实业救国梦”
近代走“实业救国”之路的人物不少,第一人当数张謇。张是甲午(1894)年科举殿试一甲头名状元。在中国科举史上,中状元者,高官厚禄唾手可得,如仕途顺遂,亦不难爬到宰相之位。而张謇却矢志走另一条路:经商办厂。这在当时虽合强国富民的新思潮,然于士大夫阶层,则非有极大的梦想而不能为之。
张謇的这条为梦想牵引的路,走得十分艰辛,成绩亦相当可观。1895年他在家乡南通发起筹建大生纱厂,在1914年至1921年间进入经营的黄金时代,其时在上海上市的大生股票极为抢手。
在大生纱厂经营成功的基础上,张謇开始推行他的以工商带动地方自治,把南通建设成“新世界之雏形”的理想。他相继又办了一大批公司,其中有垦殖、发电、轮船、面粉、榨油、酿造、盐业、食品、肥皂等工厂。同时大力兴办教育,他认定“实业为父,教育为母”。应该说,张謇建设地方、改造社会的梦想,实现了很多。可惜当时家国动乱频仍,发展经济、文化事业的整体环境不佳,张謇的工商事业后来也遇到不小的失败,但还是有许多成果保留了下来。
从一个读圣贤书的状元郎,转变成杰出的工商实业家、地方自治建设的带头人,张謇实现梦想的过程,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是能够与时俱进、同现代化的世界潮流接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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