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雨如磐的旧社会憧憬“少年中国”

近代中国人有一个“少年中国”梦。这个梦，是在戊戌变法寻求王朝维新失败后，并最终丧失对清末新政所抱任何幻想的情况下，为寻求民族自强而展开的全新探索之路。“少年中国”体现了重塑千年家国关系，建立新型民族国家，终结千年帝制的时代指向，使现代爱国主义成为自觉的社会意识，使中华民族经由伟大的辛亥革命，焕发出面向未来创造历史新纪元的无限生机与力量。

“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

1894年，清朝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次年被迫签订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泱泱中华，从几度威仪万邦，衰落到遭受几乎所有西方列强的欺凌；从当了日本一千多年的先生，衰落到被这个东方蕞尔小国打得一败涂地……

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康有为看到，文艺复兴之后，“诸欧治定功成，其新政新法新学新器，绝出前古，横被全球”。而中国，不改变王朝旧制，断无救亡富强之可能。1895年4月，康、梁联络在京赶考士子千余人上书光绪帝，痛陈民族危亡，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主张，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1898年，以光绪帝为首，康、梁等人掀起了一场变法维新运动——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的主旨，是改变王朝旧制，以与中华民族救亡、自强相统一。改变旧制，首先要改变“君－民”关系，形成一种“合群”的民族生态。严复、康有为等人主张“以群为体，以变为用”，强群固本，实现“保国、保教、保种”之目标。梁启超指出，国家是“合群”的产物，“以独术治群”，会使人人只知有己，不知有国，虽有四万万之众，却一盘散沙；“以群术治群”，君民同群，则会“使其群合而不离”，使国人超越个体，以群体共同利益为重，达成万众一心之民族凝聚力。这显然超出了王朝臣民旧观念，萌生了一种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

基于上述新观念，戊戌变法提出经济上设农工商、路矿局，倡办实业，修铁路，开矿藏，组商会，变财政；政治上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国事；军事上建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等革新措施，旨在变革封建政治，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实现民族救亡自强。

变法得到各界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但也受到保守势力的强烈阻挠。当新政与旧制稍有冲触，守旧官僚、文人一拥而上，痛斥康、梁为“保中华、不保大清”的“乱臣贼子”；他们认为中国主要危险不在经济技术落后，不在专制制度衰朽，而在“圣道”沦亡和“以洋为师”；他们鼓动独掌军政大权的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帝，废止新政。康、梁外逃，戊戌“六君子”被杀,变法失败。

变法失败，充分暴露了传统王朝观念的极度反动与保守。在那种政治生态下，康、梁等维新派敢于对延续两千多年的王朝专制提出挑战，无疑表现出了极大的魄力和勇敢。这必将推动后人诉诸全新的政治和文化选择，以全新的国家观再造国魂，以全新的爱国主义引领民族救亡自强。

帝制新生之梦的破灭与“少年中国”梦的呼唤

戊戌变法失败后，中国发生了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清廷完全丧失国家主权，4.5亿两白银巨额赔款使其财政陷入全面危机。由此，清政府被迫于1901年至1911年再行“新政”，企图挽大厦于倾倒，通过改良实现帝制新生。

尽管新政在深度及广度上均比戊戌变法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舆论却斥之为“闹剧”、“假新政”。在改革与革命的赛跑中，清廷对设立责任内阁、召开议会等新政的关键环节一再拖延，或改头换面，大搞“皇族内阁”，致使汉族官僚军阀集团开始“离心”，一些原本支持新政的立宪党人开始认同革命党推翻帝制的主张。同时，加税于民，造成民变四起，各省混乱，局势失控。

当仁人志士丧失了对新政的任何幻想之后，他们开始认识到，“老大帝国”已无可救药，要救亡自强，必须重新探索个人、国家、民族在未来世界中的坐标。继严复提出“国者，斯民之公产也”之后，梁启超超越同代人单纯“排满”的狭隘汉族主义，展现了“兼以蒙、回、藏诸民族为构成分子”、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史实。在此基础上，他以进化论为依据颠覆传统王朝观，用领土、人民、主权三要素诠释国家，建构了全新的领土、主权、人民、国家认同，使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涌出了中国地平线。由此，“祖国－中国”意识全面觉醒，“民族精神”、“祖国主义”、“爱国主义”、“国魂”等口号响彻中华大地，展示出全新的爱国主义精神。

1900年2月，梁启超写就了回肠荡气的《少年中国说》，与“老大帝国”相对，称“我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少年中国“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所以“在今日为少年国”。他翘首以待少年中国横空出世：“红日初升，其道大光……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

蔡元培、李伯元把中国比作欲来的日出和风雨：“看那潮水，听那风声，便知……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现在的光景“大约离着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时候，也就不远了。”“少年中国”一扫“老大帝国”的朽态，展现了一种创世纪的激情、精神和力量,引起国人的广泛共鸣，成了清帝逊位、“大中华民主国”开元的报晓。 

“少年中国”由理想建构转入现实创造，启动了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进军

1911年，“少年中国”这个爱国知识分子的梦想，迎来了由理想建构转入现实创造的新阶段。10月10日，湖北新军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11日，武昌城内遍插革命旗帜，湖北军政府宣告成立，并立即废除清朝“宣统”年号，改国号为“中华民国”。此后，大多数省份先后宣告独立，清朝统治分崩离析。

11月24日，在欧美为革命奔走的孙中山回国，经17省代表会议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承载着国人复兴民族的希望，中华民国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宣告成立。2月12日，袁世凯胁迫清帝退位，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260多年的清王朝，宣告终结。

武昌起义后，西方列强敌视中国革命，不断向革命派施压，加紧扶植袁世凯。立宪派害怕革命继续发展危及自身利益，也希望拥有北洋武装的袁世凯来维持社会“秩序”。同时，革命派内部，妥协思想也在发展。在这种形势下，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民国临时政府迁至北京，孙中山解除大总统职务，袁世凯取而代之。

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成功，但其伟大功绩不可磨灭。它完全终结了帝制，沉重打击了专制势力，使国民思想获得巨大解放。从此，民主共和深入人心，谁要与此背离，就注定被人民抛弃。同时，中国沿着新型现代民族国家轨迹，启动了解放以往被王朝专制禁锢下的生产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新历史进程。

马克思指出：“历史不断前进，经过许多阶段才把陈旧的生活形式送进坟墓。”曾几何时，民国“其形维新，其实依旧”，孙中山以“三民主义”振兴中华的理想并未得到落实，中国人挽救民族危亡、振兴中华的梦想依然艰辛曲折，但是，中国人民迈向民族独立自强的脚步已不可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