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赶与转、好与快

论赶与转、好与快

孔子有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老子在描绘他的社会理想时讲: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两位先贤说这些话时,中国还处在物质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春秋末年,他们当时对社会、民生的认识只能停留在这样的水平:压制欲望,减少交往,安贫乐道,以消解社会纷争;物质稀缺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分配不均匀,所以要让人人有份。两千多年过去了,中国早已不是孔、老时代那种“小国寡民”状态了。如今,物质生活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成为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首要追求,这是30多年改革开放所导致的一场最深刻的观念革命。

首先把经济的蛋糕做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人说,蛋糕大了未必就好,这话有其道理。因为如果分配不公的话,人心不平,纷争就免不了;但我们要说,蛋糕小了就一定不好。因为在短缺的情况下只能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这是孔夫子当年的理想,也是计划经济时代无奈的选择)。结果,人人都一样,却人人都过不好。最终,社会和人心还是稳不住。

对于贵州这样一个经济总量历来偏小、发展速度长期偏慢、老百姓穷怕了也穷够了的省份来说,加大力度、提速发展,以量的扩张实现质的飞跃,并以此解决多年来困扰我们的一系列民生、社会问题,是贵州决策者的坚定思路,也是贵州人民最迫切的期盼。

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这“两加一推”,是两年多来贵州叫得最响亮、最鼓舞人心的口号,业已成为当今贵州最显著的发展标识。省委、省政府把“两加一推”作为贵州发展的主战略,的确是抓住了“牛鼻子”和关键症结。“两加一推”主基调,在“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的统摄下,既符合科学发展观关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也符合科学发展观关于“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更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内涵。它既有道义的感召力,更有实践的说服力,是贵州实现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关于主战略,我们必须多角度地审视、辨析,特别是,必须从干部群众比较关心、有时或许还有某些不解的方面去解疑、释惑。

应该看到,这“两加”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或者说,“两加”之间有着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孟子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在鱼和熊掌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毕竟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就经济发展的实际运作而言,增长速度越快,对结构的调整、效益的提升、社会承受度的把控难度就越大。这是一般的情况,也是我国许多发达或较发达的省份正在做的事情:速度过快了,就调整结构、优化效益;速度慢了,就提速发展,暂缓调整。在这里,工作的重心、焦点是比较明确的。但贵州的事情却要复杂、难办得多。如果说处理好速度和效益、快与好的关系是中国的大课题的话,那么它对贵州就不仅是大课题,而且是大难题。贵州的诉求是:对发展的速度和转型的力度、程度,我们两者都想要;不仅如此,我们还要使它们相互支撑、彼此促进。道理很简单:一方面,贵州在全国总布局里处于非常下游的位置,长期发展滞后;另一方面,正因为发展滞后、量的积累相当不足,造成了贵州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总体不高,因此,转变和调整发展方式显得尤为迫切。这样一来,贵州就不能不同时面临“赶”和“转”的双重任务,承受既不能慢又必须好的双重压力。对这样的矛盾命题,我们必须在观念上解答它,更必须在实践中解决它。否则,贵州的后发赶超、同步小康,就会落空。

但事情总得有个主次、轻重。辩证法既要讲两点论或多点论(矛盾的普遍性),也要讲重点论(矛盾的特殊性)。这里的“两论”、“两性”,以方法论的视角看,就是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条件下突出不同的侧重点。赶和转、快和好,究竟哪个是贵州的主要矛盾?泛泛地讲“同样重要”、“既要…又要…”、“不能顾此失彼”等等,这些话谁都会说。但在操作层面,事情可不简单。贵州17万平方公里、4000万人口,建省600年,9个市州、88个县份,情况千差万别、不一而足。但绝大部分地方都有一个共性的东西:与经济的结构、增长的方式相比,发展的速度慢、经济的总量小,是更突出、更迫切的问题。显然,加速发展,把经济的蛋糕做大,是我们贵州当前的头号任务,必须心无旁骛地干下去。贵州的几乎所有重要发展指标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比沿海发达地区则差得更多,如果以平均速度、按平均标准来干,贵州别说赶超,就是维持目前的差距都做不到,只能越拉越大。话说回来,如果蛋糕老是那么小,又谈得上什么优化、调整、转型呢?所以贵州只能背水一战、赶字当头、快字为先,着力缩小差距,并力求在某些方面和领域实现突破和超越。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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