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赶与转、好与快

孔子有句名言：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老子在描绘他的社会理想时讲：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两位先贤说这些话时，中国还处在物质生活水平十分低下的春秋末年，他们当时对社会、民生的认识只能停留在这样的水平：压制欲望，减少交往，安贫乐道，以消解社会纷争；物质稀缺不是最糟的，最糟的是分配不均匀，所以要让人人有份。两千多年过去了，中国早已不是孔、老时代那种“小国寡民”状态了。如今，物质生活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成为了绝大部分中国人的首要追求，这是30多年改革开放所导致的一场最深刻的观念革命。

首先把经济的蛋糕做大，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有人说，蛋糕大了未必就好，这话有其道理。因为如果分配不公的话，人心不平，纷争就免不了；但我们要说，蛋糕小了就一定不好。因为在短缺的情况下只能实行平均主义、大锅饭(这是孔夫子当年的理想，也是计划经济时代无奈的选择)。结果，人人都一样，却人人都过不好。最终，社会和人心还是稳不住。

对于贵州这样一个经济总量历来偏小、发展速度长期偏慢、老百姓穷怕了也穷够了的省份来说，加大力度、提速发展，以量的扩张实现质的飞跃，并以此解决多年来困扰我们的一系列民生、社会问题，是贵州决策者的坚定思路，也是贵州人民最迫切的期盼。

加速发展、加快转型、推动跨越，这“两加一推”，是两年多来贵州叫得最响亮、最鼓舞人心的口号，业已成为当今贵州最显著的发展标识。省委、省政府把“两加一推”作为贵州发展的主战略，的确是抓住了“牛鼻子”和关键症结。“两加一推”主基调，在“发展”这个第一要务的统摄下，既符合科学发展观关于“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基本要求，也符合科学发展观关于“统筹兼顾”的根本方法，更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这个核心内涵。它既有道义的感召力，更有实践的说服力，是贵州实现又好又快、更好更快发展的必由之路。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关于主战略，我们必须多角度地审视、辨析，特别是，必须从干部群众比较关心、有时或许还有某些不解的方面去解疑、释惑。

应该看到，这“两加”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张力，或者说，“两加”之间有着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孟子云：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在鱼和熊掌之间作非此即彼的选择，毕竟不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就经济发展的实际运作而言，增长速度越快，对结构的调整、效益的提升、社会承受度的把控难度就越大。这是一般的情况，也是我国许多发达或较发达的省份正在做的事情：速度过快了，就调整结构、优化效益；速度慢了，就提速发展，暂缓调整。在这里，工作的重心、焦点是比较明确的。但贵州的事情却要复杂、难办得多。如果说处理好速度和效益、快与好的关系是中国的大课题的话，那么它对贵州就不仅是大课题，而且是大难题。贵州的诉求是：对发展的速度和转型的力度、程度，我们两者都想要；不仅如此，我们还要使它们相互支撑、彼此促进。道理很简单：一方面，贵州在全国总布局里处于非常下游的位置，长期发展滞后；另一方面，正因为发展滞后、量的积累相当不足，造成了贵州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总体不高，因此，转变和调整发展方式显得尤为迫切。这样一来，贵州就不能不同时面临“赶”和“转”的双重任务，承受既不能慢又必须好的双重压力。对这样的矛盾命题，我们必须在观念上解答它，更必须在实践中解决它。否则，贵州的后发赶超、同步小康，就会落空。

但事情总得有个主次、轻重。辩证法既要讲两点论或多点论(矛盾的普遍性)，也要讲重点论(矛盾的特殊性)。这里的“两论”、“两性”，以方法论的视角看，就是要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空间、不同的条件下突出不同的侧重点。赶和转、快和好，究竟哪个是贵州的主要矛盾？泛泛地讲“同样重要”、“既要…又要…”、“不能顾此失彼”等等，这些话谁都会说。但在操作层面，事情可不简单。贵州17万平方公里、4000万人口，建省600年，9个市州、88个县份，情况千差万别、不一而足。但绝大部分地方都有一个共性的东西：与经济的结构、增长的方式相比，发展的速度慢、经济的总量小，是更突出、更迫切的问题。显然，加速发展，把经济的蛋糕做大，是我们贵州当前的头号任务，必须心无旁骛地干下去。贵州的几乎所有重要发展指标都在全国平均水平之下，比沿海发达地区则差得更多，如果以平均速度、按平均标准来干，贵州别说赶超，就是维持目前的差距都做不到，只能越拉越大。话说回来，如果蛋糕老是那么小，又谈得上什么优化、调整、转型呢？所以贵州只能背水一战、赶字当头、快字为先，着力缩小差距，并力求在某些方面和领域实现突破和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