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货币政策如何能“积极、稳健”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提出“适当增加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今年拟安排财政赤字1.2万亿元，比去年预算增加4000亿元”；报告还指出，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把握好促进经济增长、稳定物价和防范金融风险之间的平衡。

2013年，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难题不少，经济增速下滑与通胀压力上升纠缠在一起，经济结构优化转型的迫切性，也与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呈现内在冲突。在此背景下，如何理解货币政策的“稳健”和财政政策的“积极”？

所谓“稳健”货币政策，本身并不具有严格的政策姿态含义，而是要与此前的经济背景和政策态势比较而言。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稳健货币政策是在1997年，它与1996年的“适度从紧”相对应，一直到2002年，“稳健”的真正内涵都是针对金融危机影响而扩大货币供应量。2003年到2006年，随着经济过热迹象的出现，稳健的内涵又转为适度偏紧的趋势；而在全球危机之后的所谓“稳健”，也在不断进行松紧调整。应该说，2013年的“稳健”，与2012年的略显宽松相比，应该偏中性一些，不会呈现明显的松紧趋势。

不可否认，当前货币政策被赋予了过重的压力。基于不同角度，人们总希望央行能够运用货币政策来解决多个目标，这些目标本身甚至具有内在矛盾。应该说，产生货币政策调控压力的根源，在于复杂的经济背景。但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不十分顺畅的情况下，对其寄予太多希望也是不现实的。在这样令人困惑的背景下，或许应该适度降低对货币政策调控作用的预期，而把包括财政政策在内的相关政策引到前台。

在当前发展阶段，应避免追求货币政策的“强调控”意图。真正的稳健货币政策所能做的，更多是一种“符号作用”，利用微调政策建立稳定的“货币政策姿态”，来表达当局对经济均衡的看法，并稳定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2013年的货币政策配合重点，更应着力推动货币政策作用机制的优化，充实货币政策工具，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

在此过程中，“积极”财政政策如何更好地发挥协调配合作用，颇为引人关注。积极财政政策的提法源自1998年扩大内需的时期，此后在不同历史阶段，这一概念也具有不同的内涵。2013年是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的关键年份，积极的财政政策首先要强调如何有效的实施“退出”。所谓“退出”，并非是指财政投资性政策的迅速弱化，而是如何在保障前期公共投资后续支持的情况下，根据宏观经济与财政状况变化，动态地改革以财政投资为主的政策运行方式，并更加关注解决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问题。 其次，财税体制改革已经迫在眉睫。可以说，前两年经济运行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无论是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积累，还是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模式下的房地产市场波动，其背后都反映了现有财税体制存在的弊端和矛盾。因此，为了完善财政政策运用，更有效的作用于经济社会，亟需推动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地方融资体制以及部分税种的改革。

再次，财政政策需要更加重视民生。近年来财政政策对于民生的关注程度不断提高，但与社会公众日益增长的需求相比，政府“让利于民”、“支持民生”的程度还显得不足，这不仅使得经济增长成果难以被多数社会公众所享受，而且也难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从“出口导向”向“依靠内需”的转变等战略目标。在推进结构性减税过程中，“减”始终应该在“增”的前面。

另外，财政政策创新的迫切性在增加。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新问题、新情况不断出现，使得传统的财政政策工具和手段，在应对这些问题上，显得效果不足。例如，低碳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相关的绿色税收制度建设的迫切性大为提高。再如，国有企业影响力的不断增强，使新形势下创新国有资本运营政策改革也显得非常重要。对此，未来的财政政策运行，需要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所创新和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