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机构：30年7轮改革数个拐点（2）

数个拐点

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国权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中国当前正处于社会快速转型期，工业化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经济基础和利益结构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由于权力结构与经济基础以及利益结构具有内在相关性，权力结构亦需转型，权力过于集中的全能政府已不再适应。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认为，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处在行政体制改革的探索过程中，过程中经历了几个拐点。毛寿龙认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尤其是2004年7月1日正式实施《行政许可法》，对于面向市场经济的政府职能转变，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副研究员贠杰认为，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作用不可小觑。2000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相关部门，相继下发《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关于加快推进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等文件。文件明确规定了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重点，其中包括全面推行聘用制，制定《事业单位聘用制条例》，破除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干部身份终身制，建立和推行岗位管理制度，改革事业单位的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激励制度等。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正式颁布实施。该法对于提高中国公务员队伍素质以及各级政府的工作效能，具有重要意义，对中国政府机构改革亦作用深远。

1999年11月和2004年3月，国务院分别颁布实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决定》《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这两份规范性文件，为中国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提供了标尺。1998年在农村推开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2005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行政务公开的意见》，以及近年不断成熟完善的电子政务建设，把政务公开的范围和程度，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毛寿龙认为，上世纪80年代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上世纪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对政府机构职能的转变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而2001年，中国加入WTO，更是继1992年中国确立市场经济发展方向之后，对中国政府职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标志性经济事件。

另值得一提的是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取消实物分房、鼓励货币分房之后，中国房地产市场蓬勃发展，很多中国老百姓，有了自己的房子，也因此实现了业主治理。目前在中国各领域，仍存在较多行政干预，比如其他各种各样的投资阻力，此中争议很多，有人认为这些是必要措施，也有人认为这是又走回老路去了。毛寿龙发现，民间社团组织的发育和成长，仍处于严格控制之下，政府机构改革尤其是政事分开之后，中介组织很难介入并发挥作用。

2013年2月28日闭幕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对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作了讨论，提出了新一轮政府职能转变的方案，方案提到了四个分开，即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2013年3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08年到2013年，政府为切实加强自身建设，已进一步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在规范行政权力运行，以及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洁政府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举措。

有限与有效有限政府已逐渐成为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方向。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国权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官方文件对有限政府提及的还比较少，一般代之以法治政府这一提法，但从概念上讲，法治政府与有限政府，基本上是一致的。陈国权介绍说，法治政府应该做的是以下三点：第一，为社会发展创造良好的条件，首先是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包括保障市场的公平公正竞争；第二，政府需提供优良的公共服务；第三，政府有责任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防止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陈国权称，法治政府强调的是，第一，政府必须对社会负责，第二，政府权力受到限制，政府应在法治的基本框架内行使权力，一旦政府不能有效维护公民和社会正当权益，或侵害了公民和社会的正当权益，应该受到惩罚。陈国权认为，有限政府或法治政府建设，不能单看政府规模的大与小，或者政府机构的合与并，更应强调政府职能要到位，即政府要做它该做的事。按照陈国权的观点，中国的政府职能转变，不一定非要建立一个小政府，但一定要建立一个有效政府。

贠杰表示，一个有效政府，应该是该强的强，该弱的弱，中国在过去多年里进行的行政体制改革，有收有放，整体趋势是政府职能的弱化，但其实，在如食品安全等领域，是需要政府权力增强而非弱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