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善洲：六十年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杨善洲1927年生于保山施甸县姚关镇大柳水村，1950年参加乡农会和武装队，先后在施甸县和保山地区任领导职务，1977年起任保山地委书 记，1988年退休。退休的第3天，他返回家乡大亮山，住茅棚，修山路，在荒山上义务造林。在寂寞的山里，他“冬天当团长（烤火围成一团），夏天当县 （陷）长（下雨后都是泥巴路）”。为了多栽树，他在街上捡果核，翻垃圾桶。20年过去了，杨善洲将呕心沥血建成的5.6万亩茂密的林场，其中有上大街靠捡 果核种下的50多亩果园，无偿奉献给国家。2010年5月5日，他将政府奖励的10万元捐给保山一中，用于资助高中部贫困学生。

2010年8月中旬，记者沿着杨善洲的足迹，对这位近20年的老典型进行了深入采访。杨善洲同志那纯洁的心灵、高尚的情操，令记者深深震撼。这位老同 志，60年来，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以超然物外的思想境界，时刻把群众利益放在前面，公而忘私，公私分明，廉洁奉公，一辈子不为子孙积财，一辈子 不为自己“留后路”，一辈子淡薄权力、名利、地位，一辈子实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

“一辈子把党和群众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前面，老书记做到了！”保山市委组织部一位正义感很强的普通司机对记者说。

杨善洲告诉家里：“别以为我是地委书记就有钱，我家的房子，不能比周围群众的好。”83岁的老伴张玉珍说：“他当官是给老百姓当，不是给我们家人当！”

大柳水村，青山环抱，处处山明水净，状如釜底。杨善洲老家的房子在山坡上，是2006年新起的一栋砖瓦房。大女儿杨慧菊说，之前的房子几乎是全村庄最差的——漏雨就用土罐接，雨大水往房里灌。

上世纪70年代，家里人给杨善洲捎信说，房子漏雨无法住，赶快寄钱修补。杨善洲摸遍全身，找不到钱，寄了仅有的30元钱。他附上一封信：“现将这30元 钱寄回家，先买几个盆盆罐罐，哪里漏雨就接一下。眼下的农民比我们困难的还很多，村里的房子比我们破的还很多，别以为我是地委书记就有钱，我家的房子，不 能比周围群众的好。请你们理解……”

担任地委书记多年，杨善洲的工资哪里去了？给他当过秘书的苏家祥告诉记者：老书记用钱很“散”，到哪个村看到谁生活太困难，就掏出工资去买点粮食、被子接济；哪个生产队没钱买籽种，他也掏钱帮着买。 “他把大家当成了自家，还能有多少钱给家里？” 苏家祥说。

1995年，杨善洲退休到大亮山植树造林去了。家里人借5万多元在施甸县城附近买了一块地，勉强盖起了一栋房子。老伴张玉珍特意找他谈：能不能凑点钱帮 儿女们还还账？杨善洲东拼西凑了9600元。老伴说：“9600元，能还5万？”杨善洲摆摆手：“你还不知道？我真没钱！”结果，房子没入住就卖了。此事 在保山市广为流传：“施甸有个杨老当（文革期间被定为‘当权派’），清正廉洁心不贪；盖了新房住不起，还说破窝能避寒。”

离开林场 后，杨善洲住在保山市小女儿家的宿舍楼房里，屋里陈设简朴，几个旧沙发占据一大半客厅。小女儿说，父亲对生活没有要求，有时候一顿饭就泡个冷包子、馒头。 父亲住的那间屋里不让装地板，还是水泥地面，怕他冷，给他放了块地毯。他最喜欢穿中山装，最贵的一套衣服600多元，到省里开会时才穿。

杨善洲的孙子曾对他说：“你当官那么多年，连张十万元的存折都没有。有的县委书记干几年，三四十万的大房子都有了。”杨善洲回答：“要跟群众比，我有工资生活就可以了，房子不漏雨就可以了！”

杨善洲不仅不给家里一点点“特殊”，而且让家里人过最普通的群众生活。他的家人，与最普通的群众一样，承受着生活的艰辛。

任保山地委书记期间，按政策，杨善洲的母亲和妻子可以“农转非”，他却把组织部门办好的手续压在抽屉里，一直不办。问及此，杨善洲解释说：“我当时想，大多数科、局长，还有地委委员的家属都是农民，我这个‘班长’怎能转？”

今年59岁的大女儿杨慧菊在小学六年级时退学回家照料妹妹。家里没人挣工分，她18岁结婚，找了位上门女婿。二女儿曾是代课教师，后来考上了公办教师。为此，县里特意叮嘱杨善洲秘书说：“请你一定要告诉‘杨老当’，他家老二是自己考上的，和我们没关系！”

三女儿杨慧琴在姚关镇中学读初中，每个学期花费差不多300元。这笔钱，家里有时也付不起。一次交学费，大姐杨慧菊砍掉屋后竹子卖，赶了8次街，凑得两 百元，以至于杨慧琴几天没上课。经学校反映，施甸县有关部门建议，将杨慧琴送到保山第一中学，便于书记照顾。杨善洲知道后发脾气：“山里娃大都就近读书， 为什么书记的子女就要到保山来读？”他反问道：“如果我不是地委书记，这件事该怎么办？”

1986年，保山地委下派到施甸县姚关乡任副乡长的一位年轻人，看到杨善洲80多岁的母亲经常生病，家里实在困难，便跟民政商量，送去两百斤粮食。杨善洲知道后，立即叫家里把粮食送回去，并狠狠批评了那位下派干部：“大家都在穷，我一个地委书记能富得起来吗？”

在杨善洲这里，公家与私家犹如楚河汉界一样清晰明了。杨善洲回家，自己买长途客车票。他的理由很简单：“回家是私事，不能用公家车。”1988年4月， 杨善洲回家后，准备与三女儿杨慧琴一起返回保山。离开家走了几个小时，到达姚关镇，突遇大雨，父女俩便在镇里躲雨。晚上八点多钟离开镇里，镇里担心他们安 全，想从供销社调个车送他们到县城，杨善洲坚决不同意。镇领导给县委办打电话，县委办为难了：专门派车，杨书记肯定不坐，不派车又的确危险。上下商量后决 定，安排司机师傅沿着大路迎着老书记父女俩走，碰面时不停车，开过几公里后再折返回来，借口对老书记说刚办完事，请他们搭顺路车。如此这般，父女俩才上车 回到县城，接着换乘长途客车抵达保山。

杨慧琴告诉记者，她在保山读书时，一次放假回家，正赶上父亲去姚关镇出差，就想搭车。父亲说：“我是公家的人，办公家的事，坐公家的车。你是杨善洲的囡，凭啥坐车？”

杨善洲“家风”很正，对家里人很“苛刻”，家里人却从不对他苛求，也没有因他做官而感觉不同。杨慧菊的大儿子目前在施甸县由旺镇做副镇长，没想过托爷爷走关系，而是“有多大本事做多大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