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典十年反思：专家称隐瞒疫情惯性至今仍存在（5）

硬件很硬，软件不足

“中国公共卫生信息的开放，就是在SARS中开放的。”曾光说。

不过，他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强调，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中，隐瞒疫情不是某一个人的责任，“包括被免职的张文康和孟学农，我和他们都有过接触，他们也不想这么做——那是多年来长期形成的积弊，有很强的惯性。”

即便是在十年后，在已经取得许多进步的今天，这种惯性仍然存在。

抗击非典的旗帜性人物钟南山，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目前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突出的问题就是疾病信息的覆盖和上报，个别地区上报的病例数和死亡人数不够准确，“这与某些地方官员担心这些数字会影响自己的政绩有关”。

熟悉中国卫生防疫体系演变过程的胡永华说，隐瞒疫情可能更多是与中国在传染病领域的保密制度有关。

他解释说，早期相关部门在对外公布疫情之前，都会出于对国家形象和对外贸易的考虑，“淡化”疫情，采取“内紧外松”“内外有别”的处理原则。“上面的这种淡化处理，很自然会被下面效仿。因此，出现瞒报谎报的现象就不足为奇”。

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地方政府会主动上报、甚至夸大当地的疫情。“因为，疫情大多是自然因素造成的，很少涉及人为过失。”胡永华说，更重要的是，哪里有疫情，哪里就有资金——正所谓“财神跟着瘟神走”。

相对于信息透明，胡永华更担心的是，“现在中国的公共卫生机构硬件很硬，建了很多大楼，购买了很多先进的设备，但观念、制度、政策、人员等软件则相对落后，就像高速公路建起来了，开车的还是喝酒的人，也没有交通规则。”

他体会最深的是，在他所在的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这十年来的科研经费投入几乎没有什么增长，“没有训练有素的公共卫生队伍，一切都是空谈”。

另一位公共卫生专家、已故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黄建始生前曾撰文：“部分地区只知盲目投资，大兴土木，无视人力资源和机构能力建设的重要性。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最重要环节之一，即健康教育和全民健康素质的提高，依然没有被列入重要议程。”

黄建始还指出，“长期以来，大公共卫生观念只是停留在口头上，SARS之后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建设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的工作，实际上几乎还是由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一家承包，政府的作用、各部门的职能以及如何协调并不清楚，甚至处于无序的状态。我国医疗、预防体制分家，条块分割，部门封锁，医疗、预防 资源不能整合的局面还是继续存在。”

在曾光的办公室里，他指着那张十年前的照片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当年在中南海讲完课，他在结语时说，希望下次有机会再详细讲一讲中国公共卫生事业面临的根本问题。“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