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走向成熟的集体领导制度

“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准则”——毛泽东

1921年夏，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结束最后一天会议。党的一大的召开，宣示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当时，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的情况，党的一大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选举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工作，李达负责宣传工作。

新生的中国共产党由此迈步，历经了90年风霜雪雨的考验。其间，党的中央核心领导层，对于实行集体领导制度的认识不断深化。特别是经过沉痛教训的洗礼，党的中央集体领导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1980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规定：“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之一。”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袖观，向来不把领袖看作为个人，而是视为一个集体，或称领袖群”，中央党校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对《瞭望》新闻周刊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始终将集体领导作为一种根本的价值取向和党组织的最高准则。其间，积累了经验也吸取了教训。新时期，尤其是站在建党90周年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央集体领导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对于党和国家事业的兴旺发达、人民群众福祉的增进，更显至关重要。

探索、成型、成熟、曲折

接受本刊采访的多位党建专家表示，一个党领导体制的探索、建立和完善，绝非一夕之功。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集体领导制度，也随着党的发展成熟而不断推进，其间经历了几大阶段。

第一阶段，1921年党成立之初～1935年遵义会议前。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并不成熟。陈独秀、王明等作为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曾经背离民主集中制，搞“一言堂”，使革命事业遭到惨痛损失。

然而此时中央集体领导也并非绝无建树。“1927年党的五大，确立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的中央集体领导的基本体制”，中央党校党建部教授张希贤说，“可以说这一时期是党中央集体领导体制的探索阶段。”

第二阶段，1935年遵义会议后～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中央集体领导体制逐步成型的时期。遵义会议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集中解决了党和军队的领导权问题，挽救了党和红军。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毛泽东在回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历史时曾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第三阶段，1938年～1956年这长达18年的历史时期，被党建专家认为是中央集体领导体制最为成熟、辉煌阶段，是一段“闪亮的日子”。

1945年4月23日～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选举产生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委员会。6月19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史称“五大书记”。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

“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政治上成熟、年富力强、经验丰富、卓有作为。其后，结束抗日战争、迎接国共谈判、领导解放战争，‘五大书记’的集体领导、集体决策达到了辉煌的阶段。”张希贤说。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7年，在中央集体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肃清反革命、三反五反和思想改造等五大运动，并顺利完成“一五”计划。

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强调要扩大党内民主，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在八大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时指出：“很明显，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这一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坚持民主集中制，实行集体领导，党内民主建设稳步发展。荟萃了中央集体领导体制的闪光点。”张希贤认为。

第四阶段，从1957年反“右”扩大化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也被鼓吹到了狂热的程度，最终导致党内民主乃至党的整个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注重集体领导的党。这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不断强调健全完善党委制、反对个人独断等举措中，可以得出明确结论。”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陈雪薇对本刊记者说，“但是由于社会背景和时代条件的局限，以及领导人自身的素质、思想起伏、对情况判断的准确程度等多重复杂原因，中央集体领导的实践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曲折，走了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