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要把权力关进笼子

落实总书记的要求，决不能仅仅变成会议官话与文件套话，而应针对现存的制度缺陷与制度漏洞进行调整与完善，建立行之有效的制衡和监督体系。

笼子多与动物有关，主要有两种功能，一是防止动物走失，二是防止动物伤人。前者如司空见惯的鸟笼。后者如动物园管理狮虎的笼子。编织笼子的材料也有竹木、塑料、金属等不同。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体现了制衡权力与驯服权力的现代政治文明，在其语境中，显然是把权力视为虎狼之类的野兽而非画眉、蝈蝈之类的宠物。编织这类笼子的材料，绝非竹木金属之类，而是“制度”。说来匪夷所思，之所以要把权力关进笼子，正是因为权力具有野兽的种种特质。

在政治发展史上，中外学者都意识到“国家权力从来就是一种危险的、却又是必要的恶。”（卡尔·波普尔）从而提出如何理性地对待权力的多重性质。西方学者从自然人到政治人，特别是对由权力勾引出的隐藏在人性深处的兽性，作出了深刻分析。古希腊哲学家亚里斯多德在两千多年前就说过：“人类由于志趣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让一个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国家无疑是权力的集合体。17世纪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这样认为，“号称‘国民的整体’或‘国家’的这个庞然大物‘利维坦’，是用艺术造成的，它只是一个‘人造的人’。”而这个“利维坦”，在《圣经》中则是象征邪恶的海怪，也是基督教中恶魔的代名词。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曾论述了隐藏在人性与政体中的兽性。恩格斯指出：“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和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马克思则认为，“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并且和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在“文革”中，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曾是毛泽东要求必读的“马列六本书”之一。而马克思的《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只见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不知是否马克思的批评过于深刻，这篇文章在国内极少被人提起。

在我国古代，与马克思这一思想最接近的当属孔子的“苛政猛于虎”。这一思想在两千年后被英国思想家罗素所借用，将之翻译为“暴虐的政治比虎还凶”，并作为其名著《权力论》节制权力一章的主题。儒家向来主张“王道”与“仁政”，孔子提出这样的观点殊为难得。韩非子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也曾系统论述过政治场域中的法、术、势。在韩非子眼里，势作为权力的外在张力，显然具有兽性的一面，“势者，养虎狼之心，而成暴乱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

权力的兽性，通常有两个特征，一是贪婪，二是残忍。非洲大草原上的狮子，其捕食猎物固然贪婪与残忍，却是其维持种群生存与繁衍之必需。正如伯特兰·罗素所指出，“动物只要能够生存和生殖就感到满足。”而“人类的某些欲望跟动物的欲望不同，是根本无止境的，是不能得到完全满足的。”失去约束与制衡的权力，具有欲壑难填的兽性，对于大量缺乏有效监管的民脂民膏，极尽鲸吞、蚕食之能事，其数额之巨，频率之高，手段之恶，影响之坏，不断创造着新的纪录。以近年落网的贪官为例，动辄赃款上亿、房产百套、“小三”成群……如果说他们是为了满足兽欲，动物世界也会群起抗议。追求权力与荣誉是官员异于野兽的基本标志。一些官员主政一方，如同野兽的领地，飞扬跋扈，暴虐恣肆，草菅人命，予取予夺，充分暴露了权力的邪恶与凶残。近年来，各地不断上演的、激起极大民愤的死亡拆迁、刑讯逼供、铲车碾压、开胸验肺等等，表现了权力丧尽天良的程度。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具有明确的针对性与紧迫的现实性。落实总书记的要求，决不能仅仅变成会议官话与文件套话，而应针对现存的制度缺陷与制度漏洞进行调整与完善，建立行之有效的制衡和监督体系，真正把权力这只野兽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作者系山东杂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