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中国的GDP和经济增长秘密

记者：陈平老师您曾经提到，学界在某些关于国有企业、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等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些学术共识，但是这些意见却很难见诸国内媒体；与此同时，您认为中国的政治家和领导人们反而相比于一些长期活跃在媒体、论坛的中国经济学家更与时俱进一些，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政府已经对中国的发展路径有了清醒的认识，或者还只是在通往清醒的道路上？

陈平：我认为，中国政府和西方政府在学习能力上存在本质的不同。以典型的西方议会制政府为例，议会制就意味着执政者只是局部利益、或者地方利益集团的代表，并不将国家和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而负责。此外，在这一政体下的各党派轮流执政，就意味着执政者只是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寻找平衡。曾经撒切尔夫人与里根所处时代的问题，同中国上世纪80年代改革前的国有企业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天欧盟所面临的问题其实是一致的：其一，企业的福利负担过重；其二，企业不允许或者难以解雇工人，在英国正是由于工会势力过分强大也导致企业无法解雇工人的，而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保护的是夕阳产业的老工人的既得利益，付出的代价则是年轻人的失业率高居不下。就撒切尔夫人的贡献而言，她对工会的打压部分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使失业率有所改善；但即使这样，英国的制造业也无法同东亚相抗衡。于是，英国选择了与美国同样的道路，让制造业出走，并以看上去高盈利、高增长的金融业为经济支柱，并且做大做强，这样反而使本国越来越走向空心化与去工业化。

因此，同样以“市场化改革为旗帜”，实际上中国与英美在同一历史时期所选择的改革方向，其实是完全不同的。就改革而言，我认为邓小平真正的贡献，实际上是“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以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而在中国的“自由化浪潮”和“动乱风波”中，受批判最多的正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但是到今天这两条原则的历史意义，连傅高义等美国学者都看到了。总体而言，中国的改革开放绝不能用市场化一个词来简单概括，实际上这一过程的内容十分复杂，中国是在提高政府的效率、提高国企的竞争能力的同时，还开放乡镇企业让农民进城；这些都可以表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开放性”方面远远超过同时代的西方。

试想一下，在中国过去30年中，大约有1亿5千万到2亿的农民进入城市，与此同时，正在不断老龄化的日本、美国、欧洲每年允许接纳的合法移民仅仅数十万；并且美国由于有1千万以上的墨西哥非法移民的存在，所以仍能算作半开放状态；但日本却始终拒绝放开移民，但这必将导致日本经济困死在岛内。从这个角度就可以发现，中国在对内与对外两个开放的方向上究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如果按照西方的一般理论，中国城市尚未解决下岗职工的再就业问题，又怎么能开放农民工进城呢？在他们的观念中，为保证城城市居民就业，必然禁止农民工进城，但这将使中国经济走上一条死路。实际上，当下中国城市的繁荣，是无数进城的农民工带来的。因此，我认为，上述问题的解决都不是用华盛顿共识、或者用市场化改革一个词就能说清楚的；而是需要对全世界的竞争格局、产业兴衰有充分认识，在鼓励竞争的同时兼顾共同富裕，处理好区域差距与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