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看待中国的GDP和经济增长秘密（4）

陈平：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调查了，并且也在《中国改革》上发过文章，但国内媒体不感兴趣。不过，我觉得现在新一届政府上台，经过你们的宣传，我有信心这个模式未来可以被成功推广。此外，而且“恭城模式”也并非我首先发现的，而是一位由中央党校下海的地产商到当地投资后，非常高兴地告诉我，他找到中国模式的未来希望了、贫富差距的问题可以有效解决了。然后在他的赞助下，我们才得以前往当地调研。而这个故事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这些中国的下海商人就是新时代的红色儒商，而不是西方那些单纯为逐利而生的商人；这些红色儒商一边赚钱、还一边关心中国未来的发展；并且这些企业家、投资家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也是互动性的，而非西方话语下的“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

而那些鼓吹企业与政府对立的国内经济学家，完全没有到基层的实践经验，仅仅是坐在办公室里翻译西方的教科书；当然，西方教科书也是在与时俱进的，只不过总是落后世界二十年而已。要知道那些走在学术研究前沿的人、开国际会议的人，哪里顾得上编教科书呢？

记者：所以我们关于博鳌的一个新闻就是，有些国内经济学家只谈主义不谈问题。这些伪经济学家还有一句万年不变的话——企业家精神。而这个词年轻人听上去就让热血沸腾——我也可以创办企业，我也有企业家精神。您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些经济学家念兹在兹、一天到晚借此批判国企和一切他们不要的东西的企业家精神，究竟有什么意义？

陈平：实际上，西方的经济学家现在怎么都不能明白，为什么中国政府的效率这么高？于是又提出一个说法认为，说中国的政府官员都变成企业家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把企业家精神的帽子加到了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头上。对此，张五常和任武福都有自己的理论加以解释：张五常认为，中国的优势在于县际竞争；而任武福认为中国的优势是三维经济。我认为，企业家精神在创新不在投机。

记者：不过我看到，如史正富等提倡“县际三维经济”理论的学者认为，正是真是由于长期以来，政绩考核体系对GDP指标的重视，成为让基层拼命争取地方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源。

陈平：的确是这样。要知道，中国同西方一样，任何一个新出台的政策在其初期一定都有其建设性的意义，但是如果缺少相应的积极调整；该政策的弊病就会慢慢变成主流。中国并不是没有问题，而是中国在纠正问题方面比西方要快，我认为原因有二：一是任期制，二是官员流动制，这比民主制要强多了。

因此，中国的学习能力很强。过去的日本公司有个特色，它们并不是像美国那样，老板和CEO权力独大的，而是以高管的共识为指导，他们在任职期间需要到企业的各个部门轮流任职。中国的特色是，在企业，老板权力独大；但在地方政府，官员要轮流调换；这是中国传统的封建国家为了避免腐败而进行的制度设计。而且，自古以来中国的腐败标准和西方的腐败标准完全不一样：西方的腐败就是欧洲的领主们保护意大利的家族企业、保护黑手党；而在中国就是抑制地方豪强，抑制大家族对小家族的剥夺。而那些高喊治理腐败的国内经济学家们，其实根本都不了解东方式腐败和西方式腐败是完全不一样的。

观察者网：这就是汪晖说的，我们的纠错能力。

陈平：现在中国的个地方都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像阿里巴巴、华为、联想、海尔，可国内媒体为什么很少报道？优秀的国企也比比皆是。曾经中国远洋集团到希腊建码头遭到当地人罢工抵制，而现在则是他们能给中国人干活可高兴坏了。中国现在有不缺乏成功的、走出去的企业和企业家。对现在这些有雄心的年轻人，我会告诉他们说：在60年前，你要是有雄心应该是去井冈山、延安还是西安？去西安的十年之后成了俘虏，去井冈山的你可以当将军，到延安也还可以当个师长级干部。因此，年轻人如果真正有雄心的话，可以选择去乡村县市等等基层锻炼，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在北京、上海忍受污染。要是向往西方，你也大可以走出去看看，现在各国都欢迎中国游客，出国并不难；全世界都可以去走走，到美洲、澳大利亚、非洲、拉丁美洲全部观察过之后，你就知道究竟道理站在谁那一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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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教授近年重要国际会议的讲演记录：

2012年7月2日，国际熊彼特学会双年会，特邀主题讲演，“代谢增长理论：学习竞争与大国兴衰”，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国际研讨会议题《亚洲崛起的原因和影响》。陈平提出技术和知识的新陈代谢模型来挑战新古典经济学内生增长论的知识积累模型，并用来解释东亚和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衰落，引起演化经济学界元老们的关注。

2012年5月5日，墨西哥城G20峰会预备会，《未来的就业》专题研讨，参加者包括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劳拉-泰森，美国前财长萨默斯。陈平的讲题是“金融不稳定性，技术兴衰，和就业政策：一个非均衡的视角”。发言正面批评克鲁格曼与萨默斯拒绝拆分金融寡头的严重后果，获得巴西前总统、西班牙前总统、和新加坡前外长的支持，也引起劳拉泰森对陈平研究的经济复杂性问题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