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经济转折点之后的就业挑战

2012年，中国首现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标志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由于潜在增长率降低，这一年低于8%的经济增长率没有造成对就业的冲击，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从二元模式逐渐转向新古典模式。相应地，就业矛盾越来越从总量问题转变为结构性和摩擦性问题。我想以农民工、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和大学毕业生为对象，来分析每个群体面临的就业困难性质，结合国际经验揭示导致劳动者脆弱性的激励根源，提出政府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创造人力资源涌流的制度环境等政策建议。

图1中国的刘易斯转折区间

2012年，中国首现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标志着人口红利的消失。由于潜在增长率降低，这一年低于8%的经济增长率没有造成对就业的冲击，意味着劳动力市场从二元模式逐渐转向新古典模式。相应地，就业矛盾越来越从总量问题转变为结构性和摩擦性问题。我想以农民工、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和大学毕业生为对象，来分析每个群体面临的就业困难性质，结合国际经验揭示导致劳动者脆弱性的激励根源，提出政府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创造人力资源涌流的制度环境等政策建议。

图1中国的刘易斯转折区间

图2城市常住劳动年龄人口年龄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