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经济转折点之后的就业挑战（3）

目前官方的城镇就业统计主要涵盖城镇户籍人口的就业，大部分外来农民工被遗漏了。如果把农民工计算在内的话，2011年城镇就业人员总量有4.3亿，其中35%为进入城镇6个月以上的农民工。而在当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里面，有65%是农民工。也就是说农民工已经是城镇就业的主体，未来增量将越来越大。

从2011年看，农民工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是9.6年。这个人力资本状况使他们恰好适应于第二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要求劳动者有9.1年的受教育年限)，以及第三产业的劳动密集型岗位(要求9.6年的受教育年限)。但是，未来中国经济的趋势是，经济增长速度减慢而产业结构调整速度加快。按照岗位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即第二产业的资本密集型岗位10.4年，第三产业的技术密集型岗位13.3年。显而易见，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尚不足以支撑他们转向这些新岗位。

在经历了刘易斯转折点，出现劳动力短缺现象，并且普通劳动者工资提高速度很快的情况下，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常常在初中毕业后就不愿意升学，高跳槽率也意味着放弃了许多在职培训的机会。更有甚者，许多农村青少年甚至未完成义务教育就急于外出打工。但是，劳动力市场的这个黄金时光并不会延续长久。那些人力资本不能适应未来劳动力市场对技能需求的农民工，就会遇到结构性失业的困扰。

传统上，“有来有去”的劳动力迁移模式，是一种解决农民工失业的手段。但是，劳动力迁移越来越是单向的，这一手段在今后不再奏效。2011年，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的61%，他们中有33%在16岁以前生活在各级城镇而不是农村，有38%是在各级城镇上的小学。他们大多从未有务农经历，更没有回到农村务农的意愿。不仅如此，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已经越来越依赖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变迁，农业不再是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

可见，防止未来农民工面对就业风险的根本办法，在于提高人力资本。鉴于农民工是一个不断被新成长劳动力所更新的群体，创造良好的制度条件和激励机制，使新成长劳动力在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前，尽可能多地接受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应该成为政策应对的关键点。

与农民工的情况相反，具有城镇户籍的劳动者群体，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的老龄化趋势。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城镇常住的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中，20-29岁组的比重，外地户籍人口为35.0%，本地户籍人口为21.6%;而50-59岁组的比重，外地户籍人口为7.2%，本地户籍人口为19.3%(图2)。

根据年龄与受教育年限之间关系的特点可知，具有城镇户口的劳动力中，有较大比例的人群，人力资本禀赋明显不足，年龄偏大、受教育程度较低，难以适应产业结构调整对技能的更高要求。这部分劳动者被识别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作为重点扶助的目标人群。城镇劳动者的这种人口构成，决定了总是有相对稳定的群体，经常处于结构性和摩擦性失业状态，构成劳动力市场上典型的自然失业人口。

估算表明，2000年以来，中国城镇自然失业率大约为4.1%，与多年以来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完全一致。也就是说，本地劳动者仅仅承受结构性和摩擦性的自然失业;而农民工成为周期性失业的惟一承受者。伴随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农民工返乡与民工荒反复交替出现的现象，就可以证明这个结论。

说到城镇劳动者面对的自然失业风险，还要再次提到其人力资本构成的一个特点。由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教育发展成就显著，异常迅速地增加了新成长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人力资本分布特点相应表现为，年龄越大受教育年限越少。由于城镇劳动力年龄偏大，人力资本不足人群的比重也较大。在产业结构变化迅速的条件下，很大一部分劳动者难以符合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要求，很容易陷入结构性失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