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经济转折点之后的就业挑战（5）

最后，我们来看“失去二十年”的日本。在日本赶超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曾经发展很快。但是，日本社会对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关注和对于教育质量的批评，促使政府有意放慢了高等教育发展的速度，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与其他发达国家的距离拉大，按照日本学者的估算，就劳动年龄人口中人均接受高等教育的年限来说，日本相当于美国的水平，从1976年的45.3%下降到1990年的40.4%，回到了1965年的水平上。不无相关的是，日本在1990年人口红利消失之后，经济增长因未能转向全要素生产率驱动而陷入持续的停滞状态。例如，全要素生产率对平均劳动生产率的贡献率，从1985-1991年的37%跌落到1991-2000年的-15%，导致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迄今为止，日本经济已经失去了20余年。

中国经济在经过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点后，劳动力市场开始加快从二元模式向新古典模式的转型。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摩擦性矛盾并存这一现实，提出了一系列制度需求，应该成为顶层设计和综合配套整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就业政策的重心应该从总量上创造就业岗位，转向帮助更广泛的劳动者群体解决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治理顽固的自然失业现象，以及构建劳动力市场制度。未来加速的产业结构调整，会对职工技能提出更高要求，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的劳动者则很容易陷入就业困难，需要政策给予积极扶助，也需要劳动力市场制度的保护。一般来说，结构变化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如果以保护岗位为由妨碍这个过程，则难以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但是，作为个人，劳动者应该得到应有保护，而这就是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功能。

其次，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解决农民工面临的劳动力市场脆弱性。农民工面临的特殊就业风险与他们在城镇就业却没有户籍身份密切相关。例如，每逢遇到宏观经济的下行，他们就要承受周期性失业;因户籍制度导致的家庭成员不能生活在同一地点，使数千万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义务教育难以良好解决;缺乏就业稳定性使新生代农民工过早离开学校，也不愿意接受必要的培训。因此，推进农民工的市民化和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使他们在基本社会保险、义务教育、最低生活保障和保障性住房等方面享受均等的待遇，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积累，加强对这个群体的社会保护。

最后，通过改革教育体制，加快教育发展速度，提高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效果。这个领域改革的核心，是实现教育主管部门作为监管者职能与教育供给者职能的脱钩，消除教育领域的垄断，发挥社会办学的积极性，通过竞争提高教育质量。根据不同的教育阶段和类型，教育事业分别具有基本公共服务(义务教育)、一般公共服务(更高阶段教育如高等教育)和商业活动(培训等)等性质，应该允许多种办学方式存在和竞争。即使在作为公共服务领域的教育活动，也可以采取多样化的供给模式。例如，瑞典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在小学、初中和高中阶段上的多元办学，并借助教育券的方式实现了自由择校，既没有失去教育的公益性，也充分发挥了民间投资积极性，还扩大了选择和竞争，大幅度提高了教育质量。

中国经济在经过了刘易斯转折点和人口红利消失点之后，劳动力市场开始加快了从二元模式向新古典模式的转型。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摩擦性矛盾并存这一现实，提出了一系列制度需求，应该成为顶层设计和综合配套整体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蔡昉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1998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3年被7部委授予出国留学人员杰出成就奖。兼任中国人口学会和中国农业经济学会副会长、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委员、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专家委员会委员等。

著有《中国的二元经济与劳动力转移——理论分析与政策建议》《十字路口的抉择——深化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考》《穷人的经济学》和《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转型》等，合著《中国的奇迹:发展战略与经济改革》和《中国经济》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系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