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中国经济转折点之后的就业挑战（4）

大学毕业生就业难，工资与低端劳动者趋同，越来越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现象，并且成为质疑者批评高校扩招的依据。应该说，高校扩招之后所发生的变化是急剧和根本性的，人们未能充分理解和良好应对。这个根本性变化是，在极短时间里，中国进入了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一般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15%以内为精英教育阶段;在15%-50%间为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50%以上为高等教育普及阶段。按照这一理论，在2002年即在扩招的第三年，中国便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之后，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一些特有规律性现象逐渐显现出来，认识不到其背后规律的话则会误导舆论和政策。

劳动经济学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特别是接受过本科以上教育后，寻职者实现与劳动力市场匹配的时间就越长。也就是说，大学毕业生要找到相对理想工作花费的寻找和转换时间更长。因此，单纯用大学毕业几个月后的就业率，以及毕业生起薪水平进行判断，并不能得出关于这个群体人力资本优势的正确结论。事实上，经历较长的寻职时间并实现初次就业后，具有较高学历的劳动者仍然会处在寻职过程中。此外，较优越的人力资本条件也给予他们更多的机会获得职业发展，从而最终处于劳动力市场的有利地位。

大学生就业难问题的产生原因是双重的。一方面，高校毕业生面临的结构性困难，虽然具有规律性，但是，仍然需要劳动力市场功能和就业政策给以帮助。另一方面，专业和课程设置不当、教学质量低等问题，无疑也加强了大学毕业生面临的结构性就业困难，给改革和调整高等教育体制提出了诸多课题。不过，这显然不能成为减缓高等教育发展速度的理由。

人力资本积累的国际教训

其实，如果可以有“教育过度”这样一个命题的话，其本意应该是，由于劳动力市场功能和教育质量等方面的因素，导致人力资本供给与需求之间的匹配不当，而不应该是指人力资本总量的过度。国际经验表明，因短期内的教育回报率降低，迫于社会上不恰当的压力而抑制教育发展，或者政府未能弥补人力资本回报率下降的市场失灵导致教育停滞的结果，通常是灾难性的。

首先，我们来看深陷债务危机的南欧国家。自2000年开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每隔三年在一些国家或城市进行一次主要针对高中学生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英文缩写为PISA)”测试，并进行地区间的比较。对于中国人来说，很多人了解并为之自豪的是，在2010年的测试中上海学生独占鳌头。但是，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历次的测试中，希腊、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学生连续表现不佳。凑巧的是，这三个国家也是在欧债危机中最为灾难深重的国家，无一例外地表现为青年人就业率最低，失业率居高不下。

这个测试项目的本意，是评价各国学生的学习表现，然而，既然教育的质量和效果，归根结底是一系列与教育发展相关因素的函数，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测试结果间接地观察政府推动教育发展的政策力度、个人和家庭接受教育的热情，以及社会和劳动力市场上的教育激励。在西班牙也一度出现就业形势好，从而相对降低了教育回报率的情形。曾几何时，受岗位增加及工资上涨吸引，西班牙年青人提前离开学校，大多进入建筑业找到工作。这个故事是怎么结尾的呢?当危机来临，人人看到了这个国家持续存在着高达25%的青年失业率。

其次，我们来看美国无就业复苏的根源。美国产业结构升级一度表现为劳动力市场的两极化，即对人力资本要求高的产业和对人力资本要求低的产业扩张快，而处在中间的产业处于萎缩状态，导致许多青年人不上大学甚至不上高中，形成所谓“从中学直接进入中产阶级”模式。然而，在全球化进程中，美国低端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日益丧失竞争力，实体经济相对萎缩，每一次经济衰退都会永久性地丧失一部分就业岗位，形成“无就业复苏”，那些受教育水平与产业升级不相适应的劳动者群体，则容易陷入失业和贫困状态，美国社会的收入差距也日趋扩大。

乔布斯在去世之前，曾经安排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湾区一些知名企业家会面。座谈中，奥巴马问乔布斯：能不能把苹果公司在中国创造的就业岗位搬回美国?乔布斯直言不讳地回答，“不可能，除非你能够给我培训出3万名称职的工程师。”他的后任迫于国内压力，也趁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之机，2012年开始尝试在美国建厂。即便有这样的举动，他本人对此前景也并不乐观，因为他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不是工资水平，而是合格的雇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