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需加上"农户之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一条（3）

事实上，即使在1905－1907年的斯托雷平改革以后，俄国也只有小部分农民完全摆脱了农奴状态，成为西欧意义上的“小农”。这样看，列宁的合作制虽然校正了战时共产主义的偏颇，但也难接俄罗斯传统的地气。相比之下，斯大林的全盘集体化却容易接轨传统：国家把国有化土地交集体农庄使用，以换取工业化所需的粮食，以及国家资本积累。苏联农民也依附于集体——例如1936年的斯大林宪法，根本没有公民自由迁徙权这一说，苏联农民进城要查验“身份护照”，那是我们在本系列之（12）“老大哥的坏榜样”里介绍过的。　　

从村社到全盘集体化，对苏俄的农业、国民经济、乃至国家体制究竟有什么影响，感兴趣的读者怕要请教行家。这里要讲的是，无论“村社－集体制”对苏联的作用如何，中国却断然没有村社的传统。我们的传统，向来以农民家庭私产为基础，家内有点小锅饭，家庭之间权利边界分明。这是中华农耕文明早就发达的一个基础。农业早发达，人丁兴旺，可养育的人口总规模也大，反过来以不断增长的人口无限细分耕地，这么一条发展道路就越走越窄。　　给定中国之国情，搞社会主义应该更多考虑合作制，而不是全盘集体化。可惜那时候一边倒学苏联，初级社还不过瘾，非向高级社——集体制是也——过渡不可。还不过瘾，大办人民公社，在一个更大范围内以不断增加的人口细分土地。　　

湄潭提醒我们，以承认集体经济为前提的家庭联产制，尚不足以扭转上述逻辑。喊稳定也没有用，因为内生一个不稳定。改革还要加一条，农户之间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才彻底告别与中国传统和中国国情脱节的苏联特色的集体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