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官民默契”基础是什么？（3）

人都是有理性的，这种一致和默契的建立，需要时间，以及各种成熟的条件。，这种一致，本身也是衡量政治发展成熟程度的重要指标。综合各方经验，以及中国自身的发展来看，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就关键问题达成基础性的共识。亚里士多德说，政治就是让人过上善的生活；伊斯顿认为，政治就是对价值的权威性分配；“善”、“价值”，就是共识需要形成的关键，何为善、哪些价值是必不可少的，需要各种不同类型的行为体在互动博弈的过程中逐渐调适。这个过程可能很长，也可能很短，也受到相当多的偶然性因素的影响。

以中国微博空间为例，此次雅安地震中，各种意见领袖行为的变迁，对红十字会的复杂评价与激烈博弈，以及大量网民网络行为模式的变迁，包括更多的自发强调理性、克制，关注更可信的数字而非情绪性的语汇，都可以看作是基础性共识正在形成的重要外在表现。

第二，认可行为的外部边界。“一致”，无论是哪些主体之间的一致，都意味着对边界的认可。此次雅安地震的网络传播过程中，名为IBTimes的媒体，发布了轰动性的内幕消息，称：大陆红十字会向台湾救援队索要“入门费”，才允许其进入大陆救灾。一经发布，立刻引起轩然大波，但很快，就有网友直接与台湾红十字会相关人员取得了联系，并且拿到了IBTimes记者与台湾红会往来的电子邮件，邮件证明，台湾方面明确指出，媒体有关此事的报道严重不实。随即，舆论生态发生逆转，尽管IBTimes的编辑、记者、文章作者纷纷为自己辩护，尽管仍然有顶着公共知识分子头衔的律师等少数大V引用此消息对红十字会进行批判，但多数普通网民对“事实”的偏好，仍然压倒了情绪性的宣泄。这就是个被认可的行为的外部边界正在形成的标志。

第三，言说与行动默契的达成。中国的传统文化，讲求实际、务实，中国民众，无论其教育背景如何，中国民众都有着天然的智慧。这种智慧，决定了其言论，更多的决定于取决于行动，或者，更加直白地的说，决定于对利益分配是否符合民众利益的感知。1946-—1949那如火如荼的年代，民众向往的是新中国的愿景，感知的是对比鲜明的两条道路、两种前途，那种默契，不要说媒体空间的舆论一致，连进口武器的巨大威力都是挡不住的，是当时的世界霸主美国都不愿意直接面对的；1978-—1980，那荡气回肠的年代，民众向往的是摆脱无聊的左右互搏，扎扎实实的改善生活感受，那种默契，通过“小平你好”这样的标语展现出来，胜过无数理论家妙笔生花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