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向何处去？

我们这个时代正处于历史大转折时期，呈现出经济全球化、两种制度的并存性、过渡性或转折期凸现以及和平、发展与合作成为时代潮流等特征。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卷进或者曳入变革期、转折期或转型期，“苏东之冬”、“阿拉伯之春”、“欧洲之夏”、“美国之秋”(“占领华尔街”运动)事件迭出。随着时代及其主题的变化，它们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思想理念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变革，以至于“资本主义形式有限改变”理论的倡导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提出了“资本主义将何去何从？”的问题。[1]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决不会”、“两个必然”和“资本的文明面”或者“三个有利于”的论断，以其恢宏的历史辩证法对此作了科学的回答。[2]“两个必然”揭示了资本主义这一生产方式的本质和必然毁灭的历史发展结局，贯穿资本主义演变全过程的资本主义危机就是一个证明。“两个决不会”和“三个有利于”论证了资本主义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历史进步性、制度发展的弹性和生命力，以及寄希望于在其内部滋生的资本主义变革因素和否定因素。

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与危机的新发展

资本主义发展史也就是一部经济危机周期波动史，自1825年第一次世界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来，形形色色的危机此起彼伏。仅仅二战以后就有八次著名的大危机，其中包括1948-1952年危机、1957-1958年危机、1969-1971年危机、1973-1975年危机、1979-1982年危机、1990-1993年危机、2001-2002年危机，以及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危机等。2008年的第一波金融危机起源于世界著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的倒闭。金融危机“第二波”的标志之一是全球前五大期货商之一的美国华尔街知名期货交易商雷氏MF Global公司向法院提交了破产保护申请，造成很多客户无法交易，从而对全球期市和全球股市有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另一个标志是已有100多年历史的世界权威金融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于2011年8月首次下调美国长期主权信用评级，从而加剧了上世纪80年代就爆发的国际性主权债务危机，从而加快了愈演愈烈的两大趋势。其一，目前债务危机有从边缘国家向核心国家迈进的趋势，2000年阿根廷和2011年希腊的债务危机，使这两个国家濒临“国家破产”的边缘，而意大利和法国也很难独善其身；其二，发达国家的危机总体上可分为三段：经济危机、债务危机和主权货币危机，目前正处于从债务危机走向货币危机的传导期。上述情况充分验证了“资本本身就是处于过程中的矛盾”，“资本的限制就是资本自身”亦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3]

西方学者关于如何克服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与危机这一顽症的文献汗牛充栋，流派林立，金融资本主义或者金融帝国已成为目前普遍关注的议题。

1.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对于危机问题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危机促成了第四次“马克思热”，究其时代背景，霍布斯鲍姆认为，对马克思的兴趣的回归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基于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马克思150年前就预言了21世纪初期世界经济的本质”。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回到马克思”，从中吸取理论资源。

迈克尔·赫德森在《从马克思到高盛：虚拟资本的幻想和产业的金融化》中回顾了马克思关于金融资本的基本观点，认为马克思已高度注意到虚拟资本膨胀的危害，他的危机理论所最重视的危机原因既不是工人收入不足，也不是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而是虚拟资本强加于债务人(产业和个人)身上的金融收费日益加大最终压垮了社会经济。马克思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的最大成就就是使生息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生息资本将像地租一样退出历史舞台。但是19世纪末以来金融却日益膨胀，并日益倒退成马克思所谓的高利贷性质的资本，而且其基础日益依靠房地产和其他具有垄断租金的垄断部门而不是制造业。因此，不是马克思所看好的产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成为主导性力量。萨米尔·阿明在《抓住危机》一文中也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是富裕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帝国主义剥削，世界性经济危机给我们提供了一次重新沿着马克思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路线走向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解放的机会。而齐泽克则认为，2008年危机标志着福山式市场经济乌托邦的死亡，第一次是作为悲剧，第二次是作为喜剧。

与金融危机论、经济危机论思路不同的综合分析派的代表人物、日本中央大学教授高田太久吉认为，当前的危机是由当代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矛盾和历史局限决定的。具体来说，它的产生有下面四个方面的原因：(1)货币资本过剩与经济金融化；(2)风险管理中空化和次贷膨胀；(3)实体经济恶化；(4)大型金融机构间合作机制坏死；(5)原油、商品市场投机化。他主张改变全球经济秩序和管理机制，建立取代华盛顿共识的新的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