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向何处去？（3）

3.扩充中产阶级(这种橄榄状社会结构在加强社会系统稳定性的同时，也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社会结构界限)。日本宣布已进入“均质社会”或“全民中产”社会，因为1.26亿日本人中有1亿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美国中产阶级占总人口的77%，涵盖了年收入从1.6万美元到10万美元的庞大人群。

但是，这一次金融危机重创长达20年的“泡沫中产”，使中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脆弱性被彻底暴露。根据美国劳工部的失业统计估算，目前已有大约100万中产阶级处于失业状态。其中大约1/3是在2008年11月后失业的，他们分布在政府、商业服务和白领工作等领域。[9]美国塔尖的1%控制40%的财富。中产阶级人均年收入4.9万，比10年前下降了7%，与1%富人的收入比为1∶650，而30年前是1∶80。美国官方公布的贫困率数字表明，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贫困率呈上升趋势，1979年是11.7%，到1997年为19%。

4.发展社会保障制度(这是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再分配界限)。许多西方国家以“福利国家”自居，瑞典和奥地利被称为“杂交型社会主义”。如果说凸现个人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的股份制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滋生的否定因素和“新社会因素”，那么凸现个人收入转化为社会收入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制度也是如此。无疑，这是给资本关系扩展设置了新的再分配界限、束缚和限制。西方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是现代化大生产的必然产物以及各阶层人民的斗争成果，又是一种维护政权稳定和社会和谐、缓解社会矛盾和稀释生产过剩危机的安全网、保护阀和调节剂。

但是，西方国家普遍呈现“福利病”倾向。英国《经济学家》认为：“欧洲21世纪不会被炮火摧毁，但可能会被一张张福利支票压得喘不过气来。”

5.重视民间非营利的NGO，其中包括慈善事业和智库。这是过去20年全球性“结社革命”运动的产物，旨在弥补市场或政府失灵的所谓“第三次分配”或“第三种力量”。民间性和独立性是NGO的重要特征。据统计，美国大大小小的NGO多达160万个，其中智库就有1777家，活动经费占全球的80%，仅仅美国慈善基金就占了其GDP的9%。其中一些非政府组织在推广民主以及各种“颜色革命”中扮演了推波助澜的活跃角色。

6.强化对企业的微观规制和劳动立法，其中包括缓解劳资矛盾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这是全球在20世纪末兴起“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产物)，并且许多西方国家以“工会国家”自居。全球一些行业、地区乃至全球性的行业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也制定了各自的社会责任标准和守则。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这样的守则已经超过400个。此外，还出台了一些化解失业的政策，例如日本的劳务强制派遣制度和美国的“分享工作”制度。

7.倡导绿色的新发展论(这表明资本关系已被设置了限制其扩展的人文界限和生态界限)。西方绿色新发展观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生态运动和绿党政治，“科学生态学”、“人文生态学”、生态社会主义、绿色后现代主义、生态政治理论、环境运动团体和绿色政党应运而生。佩鲁的《新发展论》、《斯德哥尔摩宣言》(1972年，即《人类环境宣言》)、《里约热内卢宣言》(1992年)和《哥本哈根社会发展宣言》(1995年)、“以人为本”的新理念、新公共服务理论、新公共服务型政府角色理论，以及以“绿色GDP”为代表的新国民收入核算方法，是这种绿色新发展论的标志。

8.西方国家尤其是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化(混合经济体制、“第三条道路”思潮和工党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倾向。这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程内对原教旨或古典资本主义私人所有制的局部调整和否定，尤其是混合经济体制和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有重要借鉴意义。

9.新兴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21世纪将成为发展的世纪，新兴国家如“金砖五国”、“VISTA五国”、“灵猫六国”、“新钻十一国”展现出强劲的发展潜力。印度特色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决定国家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正在由资本资源转向知识资源，采取了中高收入国家的服务业优先增长模式。而这与工业革命开始后近200年来似乎一直适用的发展铁律——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的唯一途径——大相径庭。2010年，印度信息产业的产值接近1030亿美元，大约占印度GDP比重的20%。印度经济平均增长率超过8%，被称为“外包服务业大国”、“全球软件行业大国”和“世界办公室”。

民生与市场并重的巴西模式缔造了一个中产崛起的巴西。中产阶级的比例从2004年的42%升至目前的52%。超过半数的巴西人属于所谓“中产阶级下层”。巴西的人均GDP逼近1万美元，10年内至少2000万人脱贫，基尼系数已连续11年下降。巴西政府仅仅在医疗上的开支就占其GDP的4.7%，在教育上的开支是GDP的5.4%。

韩国在二战后用3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城市化率在上世纪后期即超过80%，而且成功地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基尼系数低于0.3，没有留下城市贫民窟等后遗症。基于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收益社会分享的基本理念，韩国实行全面向普通自住房和外来移居者倾斜的楼市需求调控制度，在住房的流转、保有和继承的各环节建立了完整的税收调节体制，这样通过税收和金融的综合经济杠杆，使住宅及土地资源能较为均等地分布于城市全体就业者包括移居者之中。

应该指出，美国耗费了近一个世纪，日本用了半个多世纪，而韩国用了大约1/4个世纪，社会矛盾和非和谐情况才有所缓解。可是，上述做法在客观上却又带来另外一种后果和发展趋势，即为资本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进一步扩展设置了新的界限、障碍、限制和桎梏，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对资本关系自身规定性及本质的自我背离、自我否定和自我扬弃的进程，资本主义社会的周期性危机就是一个证明。这次特大型金融危机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表明，受资本主义缺陷困扰，美国可能不得不走上艰难的“十年改良”之路，必须“再造和创新自己的体制”尤其金融体系、教育体系和医疗体系。[10]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的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