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向何处去？（2）

谢克(Anwar Shaikh)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神话》(2003年)中用数据批判了新自由主义者推崇的古典比较优势理论，他指出，富国人均GDP与穷国人均GDP之间的比例，从1820年的3∶1上升到1992年的72∶1，全球化自由贸易扩大了富国和穷国的差距。这就印证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4卷提出的关于“比较富有的国家剥削比较贫穷的国家”的论断，尽管对外贸易交换是一种等价交换，但仍然不能掩盖国际贸易的剥削关系。西方学者把它归结为“贫困化增长”(Jagdish Bhagwati，1958)。

霍华德·皮梯斯(Howard Petith)的《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崩溃理论的基本模型》提出了不变的工资模型(包括资本、劳动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揭示了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利润率的下降以及资本主义崩溃的历史趋势，可以作为理解资本主义崩溃的不同理论的基础。持相同观点的还有《资本与阶级》(2010年)一书中收录的澳大利亚学者比尔·卢卡雷利(Bill Lucarelli)题为《马克思关于货币、信用和危机的理论》的文章。

2.西方有识之士对现存资本主义的批评重点是金融资本主义(使经济金融化或者虚拟化的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度展到“新资本主义”、“新型帝国主义”、“超级帝国主义”、“货币帝国主义”、“资源帝国主义”、“粮食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主义”或“金融帝国”、“灾难资本主义”、“新新帝国主义”阶段，西方经济至今仍然处于衰退期、“衰退时代”、“阴郁时代”、“滞胀时代”或“后泡沫经济时代”、“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时期、“新的脆弱时代”(new age of fragility)，甚至还热炒“世界进入意识形态新时代”。甚至有人在高呼“资本主义的终结”。[4]英国《金融时报》2008年10月16日刊登题为《重新开张》(作者克莱夫·克鲁克)的文章认为，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糟糕的金融危机促使美国出现意识形态转变的苗头，这场危机可能改变美国式资本主义，导致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终结。

此外，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神原英资教授还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和模式的改变进行了新的理论概括。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使得资本主义从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转变为凯恩斯的“修正资本主义”；90年代，美国创建了“以市场为中心和以金融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模式”，资本主义回到近似古典自由主义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今后，资本主义将摸索实行政府部门在不抹杀市场职能的前提下进行干预的“修正市场主义”。而当今社会主义也发生了变化，即“不可能再走社会主义的老路，充其量是实行修正市场主义”[5]。比利时学者马克·范德皮特在《全球资本主义深陷五大危机》(2011年)中剖析了全球资本主义面临的积累模式难以为继的经济危机(即使新自由主义模式、全球化、债务、财政爆炸和军事扩张这五条“逃生之路”也无济于事)、财富分配极端不公的社会危机、政府合法性遭挑战的政治危机、环境成本侵蚀利润的生态危机，以及南方国家再度崛起的地缘政治危机。

危机意味着挑战和机遇。当今世界经济周期波动与危机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调整和改革的一种推动力。法国总统萨科奇的竞选纲领的主题就是“改变法国”。他之所以上台当选，正说明法国人心思变。计划委员会的专家们制定了多达100项的法国改革计划。奥巴马发表以“美国的变革”(Change We Need)为主题的总统竞选获胜演说，多次呼吁和强调美国应该变化，改变已经降临美国。这次不亚于1929-1933年危机的综合性危机的未来走势是呈现V形还是W形或L形？我们将拭目以待。

二、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新变化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决不会”、“两个必然”和“三个有利于”的科学论断诠释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本质。尤其“两个决不会”和“三个有利于”论证了资本主义存在的必然性，在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历史进步性、制度发展的弹性和生命力，并高度评价了在其内部滋生的资本主义变革因素和否定因素。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并非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定的自我调节、改良和改善功能，随着时代及其主题的变化，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并为了自身的经济发展而力图维护社会正常秩序和社会制度运行的稳定性，力图跳出“李嘉图定律”的阴影和陷阱[6]，它们在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和思想理念等方面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和变革。以至于明斯基(Hyman Minsky)列举了“57种资本主义”，而保罗·肯尼迪则倡导“资本主义形式有限改变”论。[7]这些新变化、稀释和缓解社会矛盾和非和谐因素的举措以及其内部滋生的资本主义变革因素和否定因素主要有：

1.通过全球化在全球范围不断地复制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享受生产力红利、全球化红利和制度红利。因此，它尚有容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的空间和制度弹性，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在它尚能提供人们赖以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各种必需品、公共品、资本品以及社会赖以支撑、维系和运转的各种硬件或软件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金融全球化又使其在时空两个维度上有所拓展，并赢得了转嫁非和谐如经济危机的历史契机。但是，建立在价值和剥削之上的狭隘的资本关系必然不能容纳它召唤而来的越来越发达的生产力，先进的生产力必然要摆脱束缚其身的资本关系的桎梏，并召唤先进的生产关系与之相匹配。

2.关注和扩充软实力和巧实力，在全球范围不遗余力地推行其普世价值，垄断话语权，大搞所谓颜色革命。美国大力宣扬盎格鲁—新教文化(如原罪、救赎、慈善文化)、杰斐逊的“人生而平等”、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的自由及免于恐惧的自由)，以及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主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讥讽这种洋三民主义为“1%的民有、民治、民享”。[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