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观照

内容摘要：西方生态社会主义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系统化阐释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和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及其生产方式的理性批判，生态社会主义者构想了一个绿色发展、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的未来社会。在将生态文明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背景下，西方生态社会主义为我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正确选择发展模式、正确面对消费和需求、树立全民生态文明观和警惕生态殖民主义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绿色参照，对我们及早踏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和谐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 键 词：生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谐发展；启示

　作者简介：康鸿(1973-　)，女，陕西绥德人，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从事西方政治思想研究。

中图分类号：D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3)05-0105-04

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一种社会思潮，它致力于将生态学理论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当代环境危机，试图寻找一条既能消除生态危机，又能走向社会主义的理想道路。如今，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引起了世界的普遍关注。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生态社会主义理性地批判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及其生产方式，强烈主张“生态重建”，即对工业社会体系进行生态现代化的变革。生态社会主义者所构想的社会是一个绿色发展、社会公正、生态和谐的新型社会，它是以高度生态文明为本质的社会主义社会。生态社会主义对我们转变发展方式，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对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供选择的绿色参照，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时，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思想，它反对生物道德论和自然神秘论，以及各种可能导致反人道主义的体制，既反对“生态中心主义”，也反对“技术中心主义”。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一方面，人类和自然界不是对立的，两者互相依赖，不可分割，并且各自通过对方来体现自己，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又是社会化的自然，即所谓人化自然和自然人化；另一方面，人类社会和自然又是互相作用的，自然制约并改变着社会，社会也在改变着自然，被改变了的自然又反过来影响社会的进步。

生态社会主义者强调“以人为本”，以“人类尺度”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和统一性，阐明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关系的整体协调性本质。在生态社会主义者眼里，自然不是人类可以无限索取的对象，人类也不是自然界的统治者、主宰者和附庸者，人类可以自主地协调自己和自然的关系，人类在改造、支配或控制自然的同时要把自身的活动限制在保证自然界生态系统稳定平衡的限度之内，对自然进行“人道的占有”，即“把自然界改造成为符合人的本质的环境世界”，要求“按照美的法则来塑造对象性的自然界、要求人通过劳动建立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人与自然应是一种平等、和睦、共存、协调发展的关系”，“我们赖以交流的一切群众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1](P57)。

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当代生态危机不仅是纯自然领域的问题，也是社会、政治问题。因为“整个生态系统是由无数个相互联系的‘生命网络’系统构成的，人、自然、社会都是‘生命网络’系统，都包含在生态系统的循环之中”。所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一定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控制开发强度，调整空间结构，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2]

　二、正确选择发展模式与发展速度，努力转变发展方式，实现经济理性增长

生态社会主义通过对马克思异化理论的运用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分析认为，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以利益最大化为根本目标的资本主义的畸形扩张，导致了生产的异化和非理性化。也正是这一生产目的，使其把自然视为掠夺并获取利润的对象，从而在不断强化资本对人的剥削的同时，也强化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造成大量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短缺和枯竭，导致了严重的生态危机。美国的维克托·沃尔斯认为：“当前全球严重的生态问题完全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节制的生产和无节制的消费造成的。”[3](P396)生态社会主义者强调人类及人类的精神与其他自然物质的非物质性交往的重要性，认为人类并非天然地就是自然界的污染物，人类的天性也非就是傲慢、贪婪、好斗、竞争、野蛮和凶残，如果人类沾上了这些“恶习”，并非“遗传”或“原罪”所致，而是现存的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4](P232)

生态社会主义反对经济理性高于一切的思维定势，反对单纯以物质价值、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生产总值等来衡量经济的发展，呼吁用生态理性取代经济理性，实现人与社会的全面发展，主张用“社会生态经济”模式取代现行的“市场经济”模式，要求对工业社会体系进行“生态重建”，即从自然生态系统到社会生态系统，按照社会生态标准对生产、交换、消费等行为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造，实现生态现代化的变革。[5]只有这样，生态—经济—技术的关系才能得到较好协调，资源才能得到有效保护，再生资源才能得到较好利用，软技术和无公害、少污染的产品才能得到系统开发。[6]

生态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高兹认为，社会主义的生态现代化要以符合社会生态要求的“生产得更少但更好”的原则取代利润最大化原则，它将继续坚持经济效率，但要尽可能使经济的合理性服从于社会生态的合理性，在保证经济发展与增长的同时实现生态合理性的目标。在生态合理性的基础上保证经济的合理性，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利用自然资源发展生产，杜绝经济总体的浪费、劳动的异化和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满足人类全面自由发展的需求。未来社会主义将是对传统工业主义的全面超越，实现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的统一。生态社会主义的这一发展观为我们选择发展模式、发展速度，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其一，实现经济的理性增长。在经济发展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者经历了“稳态经济”、“零增长”、“适度增长”和“理性增长”的理论探索过程，主张“应把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置于可控的条件下和范围内”，在自然环境承受的范围之内实现经济适度增长和理性增长。有鉴于此，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需要重新思考人类进步的内涵”，“以全新的观点来看待财富和人的发展”。

今天，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生态危机已成为当前乃至将来制约中国发展的严重阻碍。所以，我们绝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单纯追求GDP的盲目增长，而是要实现GDP的绿色增长，把推动发展的立足点从数量增加转到质量和效益提升上来。

其二，实现生产方式的转变。生态社会主义者提出，在评价一种经济制度和经济模式是否合理有效时，不仅要看它是否为大多数公众服务，而且要考量它所引起的社会效果和支付的环境成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在高增长的背后是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和低产出、低效益、低质量，这种“三高”、“三低”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严重破坏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和环境的迅速恶化。因此，建设生态文明，必须深刻反思并努力转变生产与增长方式，对现有的生产方式进行“生态化”改造。

我们绝不能再走过去靠拼土地、人力、资源、环境的粗放型增长的老路，必须通过技术创新，建设科学合理的能源资源利用体系，提高利用效率，转变利用方式，努力实现资源能源高效利用、节约利用、代替利用、循环利用，变过去单向度的“原料—产品—废料”线性模式为“原料—产品—废料—产品”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使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源消耗向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驱动转变，更多依靠节约资源和循环经济推动，从根本上减轻资源能源趋紧和环境污染的压力。

其三，大力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生态产业。要吸取西方工业化过程中生态灾难的教训，以及我们自身发展中经历的问题，使包括第一、二、三产业和其他经济活动在内的所有经济活动都要符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要求，实现“绿色化”、无害化以及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化。特别是要将产业结构调整作为转变生产方式的主攻方向，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走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着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依靠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带动，不断增强长期发展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