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制度”究竟孰重孰轻？

近年来，关于制度的讨论和争论颇为热烈，理论界关注，社会上也议论纷纷。值得注意的是，在讨论中出现了一种“泛制度化”评判（或曰“制度归因”）的倾向，即看待社会中出现的个别极端现象或某些倾向性问题时，一般性地归因为制度因素，作出概括性判断，不加分析地认为是制度出了问题，而对人在其中的责任和因素却不做具体分析。这已成为某些人观察社会现象、分析社会问题的一种思维定势。这种绝对化、极端化的认识倾向，显然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应当看到，不能正确认识和把握人与制度的关系，就不能科学地处理复杂的社会问题，不利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与制度的优越性。

一、在制度比较和问题归因中出现的两种倾向

制度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范畴，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体现，也是人类社会运行的必要条件。当今人类社会的制度形态主要有两种，即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这两种制度形态各自又是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具体制度等不同层面构成的制度体系。从人类发展趋势看，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先进性。从制度的现实状况看，任何制度都有弊端和不足。但是，在制度比较和问题归因时，却存在着两种突出的倾向。

一是 “泛制度化”倾向。这种倾向又叫“制度归因”，这在当前中国社会成为一种思维定势，认为凡中国社会出现的问题都是制度问题或体制缺陷造成的。举凡收入差距、社会风气、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一律归为制度弊端，而不做具体分析，进而得出制度不如人的结论。其实，这类问题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问题，大都最早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过程中出现，至今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

二是“人的因素归因”倾向。这种倾向在看待资本主义制度或在观察西方社会时尤其普遍，无论西方社会出现了什么问题，总是习惯于从“人的因素”方面去找原因，仅仅就事论事，而很少从制度和体制上看问题。比如，对于美国次贷危机、占领华尔街等问题，西方舆论多归因于华尔街金融大鳄，是银行家过于贪婪，甚至是由于出了麦道夫这样的骗子造成的，而非制度原因。对欧洲从希腊到冰岛，再到西班牙、意大利以至塞浦路斯出现的债务危机，也仅从金融操作的技术层面找问题，而不触及根本的制度弊端。

这两种看似截然相反的认识倾向，本质上却是一致的，即都是“制度迷信”、“制度万能”思维定势下的产物，从根本上割裂了人与制度的内在联系，都把“人的因素”和“制度因素”极端化和绝对化了，因此难以正确地认识和解释社会现象，更不能深刻揭示事物发展的本质和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