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解读新加坡模式

演讲人小传：郑永年 ，浙江省余姚市人。中国问题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国际中国研究杂志》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兴趣或研究领域为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国际和地区安全;中国的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转型和社会正义;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比较中央地方关系;中国政治。

开场白：

中国能不能学新加坡?一直以来，中国领导层从邓小平开始就对新加坡经验非常重视。邓小平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特意强调学习新加坡，学习他们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

总体来说，中国前期是学习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现在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经验，尤其是执政党的经验也深感兴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各国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对新加坡经验的重视不是其他国家所能及的。

大国对错误的消化能力强，犯一个两个错误不要紧;但小国，如果有一个重大的政策失误，也许整个国家就完蛋了。

不能用国家的大小判断能不能学习

中国领导层倡导学新加坡不仅希望学新加坡的具体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学新加坡的改革进取精神。

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资源、建国不到半个世纪的小国，新加坡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大转型。新加坡从前是亚洲“四小龙”一员，现在其模式似乎已经脱离了“四小龙”。在新加坡，华人占了绝对多数，基本上是个华人国家。这一点似乎表明新加坡经验较之其他国家，对中国更具相关性。

自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各级政府派遣了无数代表团去新加坡学习和进修。人们不时会听到有中国地方官员问新加坡能不能学。有官员说新加坡太小，不能学;有的说新加坡好是好，但不能学，如果学，最多在市政管理方面。很多地方官员不知道如何学新加坡。对他们来说，学就是“复制”、“描红”。说新加坡很小，不能学。他们的理解是不能“复制”和“描红”。实际上这并不确切。世界上，很多管治不好的国家都是小国，很多失败国家也都是小国。小国不一定就好治理。同样，大国不一定难治理。大国对错误的消化能力强，犯一个两个错误不要紧;但小国，如果有一个重大的政策失误，也许整个国家就完蛋了。用国家的大小来判断能不能学，毫无道理。

一般说，权力集中就要腐败，但这并没有发生在新加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

权威主义体系使权力有效集中

我觉得很多人对新加坡的理解局限于一些具体经验，例如“公积金制度”、“住房制度”、“工业园区”、“淡马锡”、“金融监控制度”等。很少有人谈论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不理解其政治制度，就很难理解这些具体制度从何而来。

人们一般把新加坡称之为权威主义体系，权力很集中。权力集中本身是中性词，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民主国家的权力也是集中的。美国是典型的民主国家，但其总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被很多美国学者称为帝王般的权力。

就权力集中来说，有三个问题可提。一是权力以什么方式集中;二是权力集中如何维持;三是权力集中的目标。和其他国家比较，新加坡权力是相当集中的，尽管新加坡有很多反对党。

很少有现存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解释新加坡现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在新加坡，权力集中意味着能把政策、计划推行下去。在新加坡，掌权者没有浪费任何权力，权力是用来做事情的，推动着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发展到第一世界的转型。

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人才来自于社会各个方面。

政党融于社会是社会的精英部分

权力集中能做好很多事情，关键是怎么集中，集中后干什么。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地使用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