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解读新加坡模式（3）

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选拔”和“选举”结合，民主的本质是竞争

政治可以集中，权力可以集中，但必须保证这些掌权人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在民主政治中，对新加坡执政党最有效的制约并不是反对党，而是社会，也就是人民。

也有人说，只有多党竞争，选民才会有理性的选择。但这个假定可能并不符合事实。假如两个候选人，都是“烂苹果”，那么选哪个都无所谓。在很多年里，西方就有这种倾向，几个候选人都差不多，或者大家都认为这些都是“烂苹果”，所以投票率就会比较低。根据我的观察，新加坡的体制有一个好处，就是将“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人民行动党要保证，先要选拔出几个“好苹果”，再让老百姓投票来选举。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民主的本质是竞争，而不是政党的数量。党内竞争就是选拔，特别是一党执政制度，党内竞争就变得非常重要。像日本的自民党，党内的精英妥协就是精英的制度性竞争。当然，最理想的是党内投票。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也是党内各种势力竞争的结果，最后让老百姓去投票选择。英国的政党候选人的提名更是通过了变相的“选拔”制度。

保证候选人的品质、才能，老百姓投票才有意义。这点新加坡做得很好。议员要选举产生。

民主不一定是反对声音越大越好，关键是竞争，反对不一定是在外部，在内部也可以。新加坡的政治变革现在也很快，主要是有了更多的民主，反对党在国会内的比例在提高。

新加坡不讲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它把文化与宪政制度结合，是亚洲第二个把东西方文明结合得最好的国家。

强人政治，把理念转化为制度

如果美国没有华盛顿，会不会尝试君主制?这是人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国父非常重要，李光耀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新加坡是把西方的民主宪政跟华人文化传统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强人政治下，往往没有政治竞争，接班人指定就可以了。李光耀也是政治强人。不一样的是，他能把自己的世界观、政策，转换成一套制度，将执政党的建设、反腐败制度都建立起来了。李光耀学法律 ，他知道要长治久安，一定要把理念转化成为制度。

新加坡不讲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它把自己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结合，是亚洲第二个把东西方文明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我认为，日本是第一个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民主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新加坡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一条政治道路。制度移植在新加坡没有发生，所发生的是制度创新。

美国的制度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了，已经生根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主政体的运作很有问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本来民主的精神就是相互妥协，但这些国家往往相互攻击。在亚洲，很多国家实行民主已经有很多年，但政局还是那么乱，社会经济也不发达。新加坡避免了很多发展中民主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制度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大的作用。现在新加坡也提出了“后李光耀时代”。我自己的判断是，在“后李光耀时代”，李光耀时代所确立的制度正是确保这个制度延续性的制度保障，同时包含着巨大的制度创新精神。

中国可以进行分领域的开放，如教育、科研、社会和经济领域，这些领域应当大力开放给社会人才、真正的社会精英。

新加坡模式对中国的借鉴

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改革的关键是确立改革的主体。新加坡为什么能成功?最主要的就是思想和权威。李光耀能把他的想法变成制度。

在确立权威方面，中国可以从新加坡学到很多。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正能把党内精英和社会精英聚合在一起，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传统是最强调选拔的，但现在常常出现逆向淘汰。之所以产生逆向淘汰，主要是因为正式的竞争机制没有确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