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埋单赔偿

来自浙江的百余吨“毒油”被倾倒在安徽宿州市埇桥区解集乡的一个小山村，案发后专案组前往“毒油”囤积地——浙江丽水市松阳县寻找“毒企”。5月31日至6月2日，记者在浙江采访时了解到，松阳县承认“毒油”出自该县，并愿意替“毒企”支付赔偿费用，但未透露“毒企”的名字。（6月3日《新安晚报》）

“毒企”千里奔袭“倒毒”并非孤例，但当地政府出头替“毒企”善后却属罕见。异地“倒毒”充满主观恶意，恣意放任环境危害，理应受到重处。而当地政府愿意为之埋单，并拒绝透露“毒企”的身份，简直是赤裸裸的包庇，对“毒企”来说更是变相的鼓励。

当然，这样看似失去理性的疯狂举动，未必没有扭曲的思维逻辑。在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中，“有毒的GDP”向来是某些地方政府难以割舍与抉择的难题，最优的选择自然是把“毒”留给别人，把GDP留给自己，跟打扫垃圾一样，收拾了自己的庭院，家人舒心了，把垃圾倒在哪里，甚至倒在他人的面前，都不重要。这也是为何一些地方地下排污，或者江河直排屡禁不止的原因。

因而，不难理解有政府埋单赔偿不过是“唯GDP”价值的根深蒂固所导致公共伦理的深度中毒：别人的环境权益是其他地方政府的责任，别人的群众有意见与己无关，万一出了问题，大不了花钱摆平。与“跨省倒毒”相比，当地政府埋单替“毒企”擦屁股更毒。

百余吨“毒油”跨省倾倒，足以证明该企业并不具备污染处理能力，或者不堪污染处理的重负，那么，污染物都流向了哪里？异地或者就地排放，或许就是常态了。这些情况如果说地方政府不知情，显然是不靠谱的。拿政府公共伦理的代价，去获得GDP，终究是一杯毒酒，只会害人害己。

然而，与其一味批评政府无视公共伦理，倒不如反思这些地方何以会投身于旁门左道。自然，一是“唯GDP”的强大政绩评价惯性，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嗜“毒”成瘾的巨大冲动；二是法律堵不住故意污染环境的恶行，排污的惩处成本、机会成本，要远小于治污的投入成本。

建立法治政府，巩固政府的执政伦理，有法可治是前提。“跨省倒毒”政府埋单赔偿尽管属极端案例，但如果缺少法律屏障，出现的思维荼毒却是必然的。要防止对污染排放的纵容，一方面要修正政绩评价标准；另一方面要健全污染环境法律法规，降低入罪门槛，有序推动环境公益诉讼，提高恶意成本，形成多方利益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