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关于“中国挑战”

“当中美两国四十年前初次恢复关系之时，那一代领导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愿意把眼光投视到当下问题之外。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幸运的，长期的彼此隔绝意味着他们之间不存在短期的日常事务。”　　

社会与国家乐于想象自身的永恒。它们同样珍视自己的起源神话。中华文明的特点在于它似乎看不到起点。在历史长河中它更象一个永恒的自然现象而不是一个传统的民族国家。在黄帝这一令无数中国人敬畏的创始君王传奇中，中国似乎就已经存在了。　　

历史上的黄帝是一个开创性的英雄，然而在创始神话中，他仅仅重建而非创造了一个帝国。中国先于他而存在，中国闯入历史意识时，它是一个已然建立的国度，只待复兴，不必创造。　　大抵说来，中国的政治智慧倾向于视整个战略图景为一体：善与恶，近与远，强与弱，过去与未来都彼此关联。西方人将历史视作一系列克服罪恶与落后的决定性胜利，通往现代化的过程，而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强调的是从衰落到复兴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自然和世界可以被理解，但不可能被完全主宰。　　

对中国古代的智者来说，世界是不可能被征服的；明智的君王只能顺应其潮流。不存在一个等待人类发现的新世界，不存在遥远彼岸等待他们的救赎。那片乐土就是中国，而中国人已然在此。理论上来说中央帝国的文化福祉也许可以经由其无上的榜样力量传播至帝国边的外族。但是漂洋过海令“异教徒”皈依中华文明并非荣耀之举；天朝的习俗并非远方的蛮族能够习得。　　

尼克松任内最戏剧化的事件几乎完全发生在黑暗之中。尼克松坚信去往中国的外交使命若要成功，必须秘密从事。公开的使命必定会触发美国政府复杂的内部背景调查程序，以及来自全世界，包括台湾（仍然是官方承认的中国政府的强烈磋商请求）。这将危及我们和北京的前景，其态度我们还有待观察。透明度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但是建立一个和平国际秩序的历史性机遇同样紧迫。　　

因此我的团队出发经由西贡、曼谷、新德里和拉瓦尔品第前往北京，公开宣称是代表总统进行的实情调查之旅。我们的团队包括各个部门的美国官员，以及前往北京的核心小组——我本人，作为国家安全顾问，三名助手及两名安全特工。为了抵达那个戏剧性的终点，我们必须疲惫地在每个城市停留，煞有介事，枯燥无比，以致媒体不再追踪我们的行程。在拉瓦尔品第，我借口在喜马拉雅山脚的一个巴基斯坦山间避暑地休息（假装生病），消失了48个小时——但我真正的目的地是北京。在华盛顿，只有总统和我的首席助理亚历山大·黑格上校（后来的将军）了解我真正的使命。　　

当美国代表团1971年7月9日抵达北京时，我已然经历过中国人微妙的交流方式，但并不了解北京的谈判方式，更不了解中国人迎客的方式。美国人与共产党人的外交经验来自它与苏联领导人的接触，主要是安德烈·葛罗米柯，此人善于将外交事务转变成官僚意志的考验；他在谈判中的正确无可挑剔，但在实质问题上寸步不让——有时让人感觉他在过分地自律。　　

中国对秘密使团的接待和在随后的对话中，却无任何过分之举。在我们前期操作中，我们时常会为他们反复无常的信息中断而困惑，我们猜想那可能与文化大革命有关。而此时似乎没有什么能干扰东道主的沉着镇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首次欢迎美国总统特别使节似乎是一件最自然不过的事情。　　

在北京受到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欢迎后，我们很快发现东道主为我们设计了一个无比宽松的时间表——这似乎在表明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孤立之后，他们并不急于达成一个实质性的条约。除去两晚16小时的休息，这两个曾经卷入战争，濒临战争，历经20年未有任何外交接触的国家只有不到24小时来进行它们之间的第一场对话。实际上正式的谈判只有两场：我抵达那天从下午4：30到晚间11：20的7个小时；第二天从中午到下午6：30的6个小时。　　

也许可以说中国人显而易见的淡漠是在施展一种心理压力。当然，我们此行若毫无进展，对尼克松总统来说无疑是个极大的尴尬。但假如对两年来的中国外交估计正确的话，毛泽东是迫于情势紧急才向我们发出邀请，而北京对美国使团的冷落只会使情势急转直下。　　

对抗对双方都没好处，那就是我们来北京的理由。尼克松急切地想让美国将目光投向越南以外。毛的决定则是意在迫使苏联武力对抗中国之前做到三思而行。双方都不能失败。双方都深知其利害关系。　　

双方的分析罕见地一致，我们决定利用大部分时间探讨彼此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因为访问的终极目的是开启一个决定两国先前敌对外交政策是否可以重新调整的过程，事实上，一个概念性探讨——有时听起来更像两位国际关系教授的交谈而不是外交官的工作会谈——是现实外交的终极形式。　　

那天当周恩来总理到来时，我们的握手是一个深具象征性的手势——至少持续到尼克松抵达中国公开重复这一手势为止——1954年国务卿杜勒斯在日内瓦会议上拒绝与周握手，这一轻蔑举动激怒了中国，尽管他们时常表明其无碍。接着我们来到宾馆会议室，面对面围着一张铺有绿色厚羊毛毯的桌子坐下。此时美国代表团第一次亲身面对这个与毛并肩经历了半个世纪革命、战争和外交斡旋的非凡人物。7个月之后，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在一个刺骨的冬日抵达了北京。对总统来说这是一个胜利的时刻，作为一个根深蒂固的反共派，他看到并大胆抓住了这个地缘政治机遇。　　

为了象征他踯躅前行的顽强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启，他打算独自走下空军一号与周恩来相见，穿着一尘不染毛式中山装的周恩来站在寒风凛冽的停机坪上，中国军乐队演奏着《星条旗永不落》。那个象征性的，抹消杜勒斯轻侮的握手恰如其分地发生了。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性场景，它低调得些古怪。当尼克松的车队驶入北京时，街道上已经清除了所有旁观者。他的到来是当天晚间新闻的最后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