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关于“中国挑战”（3）

中国会竭力将美国的影响力从其边境排除出去，限制美国的海军力量，降低美国在国际外交领域的重要性。美国会试图把中国的许多邻国组织起来以抗衡中国的控制。双方都会强调其意识形态的差别。使双方交往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双方有关威慑和先发制人的概念并不完全对称。美国更注重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中国更注重决定性的心理冲击。或早或晚，终有一方会做出错误的估计。　　

其问题最终归结为美国和中国能够现实地向对方要求些什么。美国为制约中国或者建立一个以意识形态斗争为目的的民主国家阵营而组织亚洲国家的露骨计划是不可能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是其大多数邻国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同样，中国把美国从亚洲经济和安全事务中完全排除的企图也会遭到几乎所有亚洲国家的强烈反抗，因为它们惧怕单一权力统治该地区的后果。　　中美关系更合适的标签应当是“共同演进”关系而不是伙伴关系。它意味着两个国家追求各自内部的目标，在可能的时候进行合作，随时调整关系使冲突达到最小化。任何一方都不必认同对方的所有目标或假设利益的完全一致，但双方都寻求认知并发展彼此互补的利益。　　

人权问题将在整体互动中占据一席之地。假如美国不强调它对人类尊严和民众广泛参与政治则的支持，那就是背叛自己。基于现代技术的特点，这些原则将不受国境的约束。但经验表明以对抗方式来强加于人——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具备强烈自我历史想象的国家，结果往往是弄巧成拙。历届美国政府，包括奥巴马总统的前两年都努力地达成了长期道德信念与个案处理以适应国家安全需要之间的平衡。这一基本方法仍然可行；如何取得必要的平衡是双方新一代领导人面临的共同问题。　　

当中美两国四十年前初次恢复关系之时，那一代领导人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们愿意把眼光投视到当下问题之外。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幸运的，长期的彼此隔绝意味着他们之间不存在短期的日常事务。这使上一辈的领导人能够应对他们的未来，而不是即刻的压力，并为一个没有中美合作就无法获得的世界奠定了基础。　　

为了寻求对和平的理解，半个世纪前身为研究生的我就开始研究国际秩序的建立和运作。我意识到观念上的文化、历史和战略差异将会对双方哪怕是最善意最具远见的领导人带来巨大的挑战。另一方面，假如历史是过去的机械重复，变革就不会发生。一切伟大的成就在成为现实之前都只是设想。　　

在“永久的和平”一文中，哲学家康德认为永久和平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只有两个：人类的洞察力，或巨大的冲突与灾难致使人类别无选择。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关头。　　

当周恩来总理和我就关于秘密访问的公报达成协议时，他说：“这将撼动世界。”如果40年后，中美两国能够同心协力建立世界而非撼动世界，那将是一个怎样的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