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最关乎什么

世间万物，大至国家、民族、社会形态，小至个人生活的喜怒哀乐，所有的形成、发展、转换、变化、结束，最终都将成为历史。记录历史和学习历史的内在价值，就在于历史提供了众多过去事情让后人进行对比、分析，研究掌握其中的规律和智慧，进而用于指导新实践、创造新历史。

历史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人类把历史视若神明，捧为瑰宝。我们如此在乎历史，历史又最关乎什么呢？

历史关乎“生”。关于历史，有一种简单且直观的表述形式——过去的事。既然是往事，就只能定格在已经逝去的、不可逆转的时间轴上。然而，尽管历史是陈旧的，但它却记录下既往的一切生命、生活，亦影响着当下的生命、生活。雷蒙·阿隆说：“历史总是为生活服务的，它提供范例，评价过去，或者把目前这个时刻安放到生成——演变中去。”比如，研究近代世界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历史，我们提出走可持续发展道路，避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弯路，以最小的代价实现工业化；再比如，我们继承中华5000年文明史，在借鉴历朝历代治国安邦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实施符合当代国情的治国方略，等等。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历史所焕发出的生生不息的伟力。历史也告诉我们：历史是不会停止的，是永远前进的，只有顺应历史，才能“生活”在历史的舞台上。

历史关乎“死”。从另一个维度看，历史又确实是“死”的，这是时间一维性的天然继承——发生过什么，就是什么。尽管它是“活着”的母亲，但它自己本身是“死去”的孩子。“已逝”是历史中最深刻、最显著的事实。我们之所以要看到历史“死”的本质，就在于我们要正视历史是某种特定条件下诞生了又终结了的事物，是什么就什么，有多少就多少。企图增减它美化或丑化它的做法都是徒劳的。我们正视历史的“死”，其实是为了今天更好地“活”。“只有对现实生活产生兴趣才能促使人们去研究以往的事实。所以，这个以往的事实不是符合以往的兴趣，而是符合当前的兴趣，假如它与现实生活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的话。”历史学家克罗齐的这段话和他的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如出一辙。通俗点讲，每一段历史都不可避免被烙上了鲜明的属于自己时代的烙印，无法改变，也不可回避。当我们“以史为镜”时，必须同当前的具体时代和历史环境结合起来，再去观察、思考、认识历史。可以死记硬背，却不可以生搬硬套。国学大师吕思勉在谈到历史的定义和价值时曾说：“病情已变而仍服陈方，岂唯无效，更恐不免加重。”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尊重了历史的“死”，才有可能获得当下的“生”。能否客观对待既定历史事实，决定了在探寻历史现象和过程中，分析的原因、总结的规律是否客观公正、科学准确。

历史关乎“哭”。马克思把人类的历史比作一部“历史剧”，人们既是这部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既然是“剧”，就注定有苦有甜，有悲有喜。而历史的厚重感往往产生于它的悲剧性意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往往是在让人痛定思痛潸然泪下的时候，才真正体现出它的价值。譬如战争，历史上有多少场胜仗都随着时间流逝成为过眼云烟。而一场败仗，却有可能值得后世永远铭记。正所谓：好事不讲跑不了、坏事不讲不得了。血和泪，始终洒满人类历史的长河。我们今天铭记历史上的血，也正是为了不再流同样流过的血。如果今天的我们不再为昨天的痛苦而流泪，明天的后人就会为我们的冷漠和浅薄而流泪。老舍先生说：“旧的历史，带着它的诗、画，与君子小人，必须死！新的历史必须由血里产生出来！”

历史关乎“笑”。1920年12月，年仅27岁的毛泽东在给蔡和森等人的一封信中，意气风发地把一堆曾经高高在上的封建帝王嘲笑得体无完肤。他在信中略带调侃地嘲讽说，读历史时发现一种有意思的现象，那些干出傻事蠢事的专制主义者，大多是其欲望冲动压倒了理性智慧。由此，毛泽东提出，更多了解点历史上那些专制主义者的结局，让“智慧指导冲动”，或许能少干点让后人笑话我们的傻事蠢事。这是历史关乎“笑”的一个端头。历史关乎“笑”的另一个端头是，当今一些可笑不自量的人，轻蔑史实，轻浮撰史，轻率篡改和儿戏历史，历史老人对这种人和事，只有苦笑和冷笑。时下，一些“穿越剧”“宫廷戏说”和“抗日神剧”为寻求卖点和看点，主观臆测、胡编乱造，最终沦为大众批判和嘲讽的笑柄。

“读书须知出入法。始当求所以入，终当求所以出。见得亲切，此是入书法；用得透脱，此是出书法。盖不能入得书，则不知古人用心处；不能出得书，则又死于言下。惟知入知出，得尽读书之法也。”这是南宋学者陈善关于读书的精妙之论。录史读史，同样需要入得进去且走得出来，而深思历史最关乎什么、在乎什么，是知“入”与知“出”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