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支柱反映了一国的商品市场竞争程度、税负、贸易壁垒、关税、通关程序等影响出口的因素,以及对外资的态度等情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不奉行开放经济而实现发展,这一支柱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支柱7:劳动力市场效率
包括以下8个分项:1.劳资双方合作关系;2.工资确定的灵活度;3.雇佣和解雇操作(难度);4.裁员成本;5.工资与生产力;6.对专业管理的依赖;7.智囊流失;8.女性在劳动力中的参与率。这个支柱反映了劳动力流动难度和工资、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高端劳动力的供求状况、劳动力的生产力等。
支柱8:金融市场发展
包括以下8个分项:1.金融服务可得性;2.金融服务负担能力;3.通过当地证券市场融资;4.贷款易得性;5.风险资本(VC)可得性;6.银行稳健性;7.证券交易管制;8.合法权利指数。
支柱9:技术准备
包括以下7个分项:1.最新技术可得性;2.公司层的技术吸收;3.FDI和技术转移;4.英特网使用;5.固定宽带英特网用户;6.英特网带宽;7.移动宽带用户。
支柱10:市场规模
包括以下4个分项:1.当地市场规模指数;2.外国市场规模指数;3.GDP平价;4.出口与GDP之比。
现代支柱产业普遍规模效益突出,而且研发等生产投资沉没成本高昂,市场规模对这些产业能否发挥规模效益和分摊沉没成本至关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企业盈利、培育新行业和新技术的前景,进而对影响一国的经济规模、产业规模、宏观经济稳定性(因为大国可更多地依托内需抵销外部冲击)。而在国际竞争中,本国的大市场又能赋予一国较强的国际谈判地位,在遏制外国贸易保护、甚至实施经济制裁方面都能起到关键作用。
支柱11:商业成熟度
包括以下9个分项:1.当地供应商数量;2.当地供应商质量;3.产业集群发展状况;4.竞争优势;5.价值链宽度;6.对国际分配的控制;7.生产过程精细度;8.营销程度;9.代表权威的意愿。
支柱12:创新
包括以下7个分项:1.创新能力;2.科研机构质量;3.企业研发支出;4.研发的产学研(产业-大学)合作;5.政府对高技术产品的采购;6.科学家和工程师可得性;7.PCT(专利合作条约)的专利申请。
我国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概论
(一)从全球竞争力指数看我国竞争力现状
全球竞争力指数是在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竞争力评估指标,其综合性超过了我们平时一般采用的仅从劳动力成本、基础设施等单一角度简单描述的竞争力评价方法,其目标指向不是反映某一产业或某类产业(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力,而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国民经济整体的竞争力和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由于其全面反映出了一国的区位优势(邓宁折衷理论里的),它也常被用作评估投资(包括FDI)吸引力的参照标准。
在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12-2013》纳入统计的144个国家中,我国GDP总量仍居第二位(占全球GDP的14.3%),人口居第一位,人均GDP居第80位,全球竞争力指数居第29位。从该报告的竞争力排名(表1)看,我国综合竞争力远高于印尼、菲律宾、越南等周边发展中国家,也高于其它金砖国家,但低于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新兴市场。从各分项指标看,也普遍高于印尼、菲律宾、越南;与其它金砖国家相比,除了技术准备明显低于巴西和俄罗斯,高等教育明显落后于俄罗斯,商业成熟度排名略低于巴西、印度,金融市场发展排名差于印度,其他各分项指标基本均领先于其他金砖国家,在制度、基础设施、宏观环境、商品市场效率、市场规模方面的优势尤其明显。
当然,由于全球竞争力报告是由美国人(两个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编写的,不可避免受到其所处环境中普遍存在的偏见和误解影响,所以在某些方面的评价未必客观。例如该报告认定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程度差于印度,这一点可能就值得商榷,因为我国金融自由化程度固然在某些方面不如印度,但论支持实体经济部门发展、稳定性等实绩,我国金融部门远胜于印度同行,更不用说金融市场规模了,实践结果才是评判一国金融体系的最权威标准。印度所谓小额信贷体系曾经受到西方学界、商界、舆论界主流的高度评价,但最终崩盘对印度经济、社会造成了重大冲击,这类情况非止一端。
从上述比较结果看,相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我国综合竞争力和优势明显,且当前竞争优势更多在于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制度、商品市场效率、宏观经济稳定性等方面,而这些对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中端和中高端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至关重要。有鉴于此,即便我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确实正在逐渐丧失竞争力,我们仍可以充分利用现有优势,通过产业升级赢得更大发展空间。事实上,相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我国迄今仍是最具吸引力的投资东道国,也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
进一步解析具体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在劳动力方面仍然存在一定优势。首先,尽管“中国人口红利枯竭”的声浪近年来逐渐高涨,但根据联合国预测,直至2025年,我国仍将是劳动力最丰富的国家之一(见表2)。这有助于我们保持制造业大国地位。而且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每小时劳动报酬/每小时产出)可反映生产率的不同,故而更能反映实际的劳动力成本,恰恰是根据单位(产出的)劳动力成本衡量,与我国的主要出口竞争对手(从出口对象国的竞争对手看)比,我国仍低于越南、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韩国,仅次于墨西哥(王燕武,2011),说明我国在实际劳动力成本方面仍具一定优势。
(二)发达国家竞争优势动态变化给我们的启示
事实上,发达国家基本都走过劳动力成本和土地价格上升、逐渐丧失低成本竞争的过程,并且基本都是以资本和技术等优势来应对的。以日本为例,战后初期日本也经历了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转移、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的时期,60年代末日本劳动力成本上升,故而开始用机器替代劳动力、发展重工业,工会也发挥了一定作用使工资涨幅在可承受范围内,从而使高速增长期一直持续到了70年代;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油价上涨,又迫使日本提高能效、发展节能和低能耗产业,如微电子。70-80年代,日本通过技术许可、购买专利、对外国发明进行模仿和改进改善了工业基础。80年代日本研发跟进、许多企业一时因其创造力而著名。日本的例子给了我们两个启示。第一,对传统竞争优势的部分丧失不需过于慌张,而应从容应对。一方面着手利用我国中西部劳动力成本仍相对较低的优势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或者说产业布局的梯度转移,以此挽回部分传统优势;另一方面,培育新的优势(事实上,不少企业已经未雨绸缪培养了一定技术优势),并发挥其他已有优势,发展中高端制造业,通过加强设计、传统制造业产品的差异化等提高产品附加值、实行品牌战略和以质取胜战略,推进产业机构和出口结构升级,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
动态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一国的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发展和要素禀赋和掌握的技术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而决定了一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如能把握、推动新的优势形成及发挥作用,就能促进经济发展,一国政府在此演变、发展过程可通过恰当干预(如推动技术进步、促进幼稚产业或者说新兴产业发展)起到促成作用;发展中国家通过边干边学、技术扩散和技术创新逐渐改变其比较优势,获得产业和贸易结构升级、经济发展。
在对动态比较优势的分析中,我们还忽略了一点,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升,除了常提的中产阶级扩大、城镇化伴随的农民工变成城镇人带来的需求规模的大大扩展,还有人们的需求品味提升、差异化要求提高(全球竞争力指数中商品市场成熟度中的买方精明度指数),对生产力提升和发展的作用。现实世界,仅仅依靠要素禀赋和相对生产率决定的国际分工体系是不存在的,差异化的需求是产业内贸易和分工的一大原因(产业内贸易理论的解释),这恐怕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西班牙、土耳其这样劳动力成本远高于我们的国家仍然在生产服装、纺织品、皮具,而且还在出口的一大原因(除了贸易保护和运费等的节省外)。
(作者单位: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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