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翻转的陶轮（2）

政变原因之一：“大饼综合症”

所谓“大饼综合症”，指的是民生和经济。

穆巴拉克时代晚期，埃及之所以爆发革命，和经济、就业情况不佳息息相关，40%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下、18%人口每日生活费不到2美元，青年失业率高达20.4%的现实，让大批年轻人走上街头，涌向解放广场。美国挟每年13亿美元军援和2亿美元特办援助施压，不仅确保埃及军官团在关键时刻由“保穆”转向“倒穆”，也令原本并不亲美的兄弟会和穆尔西，不得不对美国的政治存在假以颜色。卡塔尔和沙特两个中东产油国在“尼罗河革命”之中、之后，都扮演重要角色，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和沙特中东电视台等媒体在推翻穆巴拉克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革命”成功后，卡塔尔多次提供巨额援助，去年8月的一次多达25亿美元(20亿贷款和5亿直接援助)，今年1月又增加25亿(构成不变)，今年4月再度追加增持30亿美元埃及国债，而沙特则不仅许以每年37.5亿美元援助，且承诺一旦美国中断援助，沙特将予以弥补。正如许多评论家所言，经济上的死结难解，让穆巴拉克这个看似强大的政权，在反对派合力面前一触即溃，而美国、卡塔尔和沙特的“输血”，确保了“尼罗河革命”后的埃及政权，在经济欲振乏力，社会动荡不休，国际评级机构不断降低埃及债务评级的情况下，还能维持最基本的社会福利补贴，让普通埃及人能吃上补贴后廉价的大饼。

然而这一切并非没有代价。

美国自不必说。正是挟13亿军费之重，美国2011年才得以鼓动军官团倒戈，迫使“老朋友”穆巴拉克让位;也正是靠着这张王牌，在长达17个月的埃及政治过渡期，和整整1年的穆尔西执政期内，美国也才能对埃及内政外交颐指气使;卡塔尔是后穆巴拉克时代埃及最大的“金主”，也是兄弟会最强有力的支持者，而对此埃及所付出的代价，则是拱手让出其在阿盟和阿拉伯世界的“精神领袖”地位，任由小小的卡塔尔呼风唤雨，兄弟会更被反对派讥为“卡塔尔埃米尔手中的提线木偶”;至于沙特，和埃及关系向来微妙，该国通过扶植比兄弟会更保守、更原教旨的萨拉菲光明党干预埃及政治，该党在相当长时间内扮演低调的兄弟会盟友角色，一旦时机成熟便峥嵘毕露。

兄弟会曾许愿上台后改善经济，但上台一年来，诸如“百日计划”、“能源补贴改革”等无一达到目标，支柱产业旅游业因政局不稳大幅滑坡，本币较去年贬值10%，刚刚结束的财年头11个月，财政赤字达到2049亿埃磅(约292.5亿美元)，占GDP总量11.8%，远高出3%国际警戒线，更比前一财年同期的1365亿埃镑飙升50%，上半财年经济增长率仅2.4%，2013、2014年预计也只有2.0%和2.3%，中长期增长预期仅3%，都只有2011年革命前(年均6%)的一半左右。

根据埃及中央统计局数据，2-4月埃及CPI同比上升8%，5月更达9%，水电燃气同比涨价7%，蔬菜5%。随着夏季到来，电价飙升16.2%，停水停电成了家常便饭。对此埃及不得不向IMF求援，争取48亿美元救助金，而代价则是提高税收，削减补贴，这将意味着民众很难再吃到补贴的廉价大饼，用到补贴的廉价燃料，而倘不就范，沉重的福利负担，也迟早会压垮政府。

正是“大饼综合症”导致去年10月还高达80%的穆尔西支持率在政变前跌至50以下，并让示威者、尤其年轻人在街头和广场聚集不散。6月26日，卡塔尔埃米尔阿勒萨尼(Hamad ben Chalifa Al-Thani)退位，次日卡塔尔主权基金管理层大改组，兄弟会最大金主的变故，无疑令穆尔西根基动摇。

而另两大金主——美国和沙特也动向微妙。

前者在穆尔西和反对派对峙的关键时刻正在坦桑尼亚访问的奥巴马通过电话向穆尔西施压，敦促其“采取步骤”，推动埃及民主化进程，并“正视示威者的要求”，通过谈判解决危机，尽管奥巴马称“不支持任何一方或另一方”，但无疑给穆尔西以巨大压力。而和美国素来关系密切的军方敢于出手，出手后又一再宣称无意组织军政府，也并非看不到美国的影响因素。

后者的态度更加难以捉摸。6月30日，一直和兄弟会结盟的光明党突然拒绝参加支持兄弟会掌权一周年庆典，随即他们扭扭捏捏地站到了政府的对立面。光明党的倒戈和若干非兄弟会系政府阁员的离去，令兄弟会和穆尔西孤立无援，倒台成了迟早的事。政变发生后，沙特又成为第一个表示祝贺的国家，这不能不令人产生丰富联想。

政变原因二：兄弟会为丛驱雀

兄弟会虽是原教旨宗教团体，但历史悠久，政治斗争经验丰富，在上台前刻意表现出温和、世俗的一面，强调多元化、兼收并蓄，尊重少数民族，高唱民主、法制，一度引发国内外一片赞誉之声。去年6月30日穆尔西就职当天，美国驻埃及大使安妮.帕特森(Anne Patterson)曾在演讲中动情欢呼“埃及是阿拉伯世界唯一通过选举实现民主的国家”。

然而上台后的兄弟会和穆尔西，却依仗着大选高达51.73%的得票率，和一度高企的民意支持率(去年10月高达80%)，不断强化自身权力：去年11月22日，穆尔西公布扩大总统职权、使之豁免任何司法审查的法令，引发政治危机;去年12月15和22日，强行通过带有伊斯兰色彩的新宪法公投。穆尔西和兄弟会不断插手司法、立法系统和检察院的人事安排，试图“掺沙子”、“挖墙角”，在政变前夕，埃及总共27个省中，兄弟会背景的省长已达11人(其中7人是6月份突击任命的)。

在兄弟会的不断集权化、原教旨化推动下，军方暂时蛰伏待机，自由派、世俗派和工团组织的影响力被局限在街头、广场，什叶派穆斯林、科普特基督徒受到歧视、排挤，妇女地位不断下降，外出安全得不到保证，甚至逊尼派正统传承的圣殿——爱资哈尔清真寺，在兄弟会密如蛛网的网络体系下，也显得“虚化”。在原教旨保守派阵营内部，萨拉菲光明党因与兄弟会“金主”不同而貌合神离，其余小派系虽有成员进入内阁，却多被兄弟会系阁员当作装点门面的花瓶。

在国际方面，穆尔西一味追随、配合卡塔尔，令另一个财大气粗的“海合会”国家沙特暗生不快;至于美国，奥巴马政府对穆尔西政权一直抱着一种无可奈何的态度，一方面，穆尔西的原教旨色彩，和某些活动(如和伊朗打交道)令其不快和尴尬，另一方面，兄弟会是民选上台，埃及则是美国推动“阿拉伯之春”的“标志性建筑”，美方又不便拆台。

上述种种构成兄弟会政权的内忧外患，一旦时机成熟，便会集中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