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翻转的陶轮（3）

政变之后

兄弟会在政变发生后并未屈服，就在政变发生之际，开罗、亚历山大等地仍有数以十万计的兄弟会信徒在举行支持穆尔西的示威集会，据埃及卫生部披露，全国范围内共有10人死亡，481人受伤。

政变进行时，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及其在埃及的子台“半岛-Mubasher”正在直播开罗广场的支持穆尔西群众集会，在得知军方解除穆尔西总统职务后，穆斯林兄弟会要员穆罕默德贝尔塔基(Mohammed al-Beltagy)接受半岛电视台电话连线，指责西西犯下“叛国大罪”，并扬言埃及“即将爆发内战”。但此后不久，“半岛-Mubasher”和亲兄弟会的“Misr 25”就被军警封闭。7月4日，兄弟会分支“伊斯兰联盟”发起“星期五抗议”倡议，号召信徒发扬埃及革命“逢星期五晚祷后必上街”的传统，和政变抗争到底。

政变爆发后，军方迅速逮捕了一大批兄弟会政要，除穆尔西外，还有最高权力机构“执行办公室”的负责人、据说是“首席辅导员”的巴迪(Mohammed Badie)，被公认为穆尔西后台的兄弟会“导师”、兄弟会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卡伊拉特.沙特(Khairat al-Chater)，正义与发展党负责人卡塔尼(Saad El-Katatni)，兄弟会著名活动家巴尤米(Rached Bayoum)等，总数据称多达300余人。兄弟会组织严密，核心机构成员许多都身份隐秘，拥有象征核心权力的“辅导员”称号者据说多达15人，但为人所熟知的仅寥寥几名，军方的集中搜捕和强力镇压，可以重创兄弟会，但不会摧毁其活动基础和土壤。

种种迹象表明，此次军方发动政变的主要目的，并非在埃及恢复军政府，而是通过在关键时刻出手干预，避免埃及政局向不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并维护自身在埃及政治、经济等领域的特权。政变成功后，代理总统几小时后就宣誓就职，担任代理总统的人选，并非人们所熟知的政治或宗教界代表人物，而是两天前才匆匆就任最高宪法法院首席法官的、67岁且名不见经传的阿兹利.曼苏尔(Adly Mansour)，任命一个派系色彩淡薄的中性人物，目的显然只能是安抚人心，确保平稳过渡。不仅如此，埃及历史上军人干政后倘打算建立军人统治，必然会成立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SCAF)，如果认为形势严峻，还会成立国防委员会(NDC)，宣布紧急状态，这些在此次政变过程中，至今均未出现。

这一切都似乎证实，军方不会直接走到政治前台实行军事统治，过渡期不论长短，最终都会导致普选，出现新的民选文人政府。

然而民选未必等于民主。正如更多观察家所指出的，巴拉迪等埃及世俗民主派领袖，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和领袖魅力，巴拉迪的“救亡阵线”(NSF)，是自由派、世俗派和左翼反对派，这其中有支持民主的、对民主不置可否的，也有支持工团主义、民粹主义却反对民主的，这样的组织能否形成选举合力令人怀疑，而巴拉迪等民主派更是后穆巴拉克时代历次选举的常败将军，如此惨淡的选举成绩，曾让他们在第一个过渡期里成为抵制立法选举的急先锋，甚至要求当时执政的军方直接将权力交给由他们组成的“过渡政府”，闹出“民主派害怕民主”的笑话。如今埃及政局虽变，世俗民主派的孱弱和投机惯性却并未改变，谁也不能保证，下一次民选他们就能成为幸运儿，更没人能保证，一旦他们再输掉民选，不会如此前一贯表现的那样，迅速走回接头，成为乞灵于街头政治、而非民主选票政治的“永恒反对派”。

此次政变前夕最醒目的政坛变局，是较兄弟会宗教色彩更浓更保守的伊斯兰原教旨政党——萨拉菲光明党(Al Nur)，在选举前夕站到支持军方的一边。和兄弟会主要依赖卡塔尔支持不同，光明党的海外支持者是沙特，政变发生后，沙特政府是第一个向军方表示支持、向政变成功表示祝贺的国家，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称，埃及军方将埃及带出了一条“深不可测的隧道”。光明党在后穆巴拉克时代历次选举中成绩不俗，仅次于兄弟会，群众基础稍逊于兄弟会但远胜四分五裂的世俗反对派(尤其自由派)，又无需为兄弟会执政期间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糟糕表现负责，“一人一票”的民选，他们很可能成为笑到最后的党派。很难想象，这个顽固主张教法治国、政要曾多次公然表示对非逊尼派穆斯林歧视态度的党派，在民选获胜后会实行民主。

不仅如此，兄弟会当年在野时，曾充分利用穆巴拉克糟糕的经济政绩，聚拢了广泛的人气，而一旦当权，经济上的乏善可陈便立即成为新执政者甩不掉的包袱。如今这个包袱势必交卸给新的政府和政党，且很可能更加沉重：由于社会动荡，IMF很可能搁置48亿美元救助;尽管军方否认是政变，但美国仍然可能援引本国“不向政变国家提供军援”的法律，冻结13亿军援;卡塔尔新埃米尔和换血后的主权基金风格尚未确定，此次政变推翻了卡塔尔力挺的兄弟会政权，封杀了半岛台，卡塔尔会否继续充当新政权金主，目前尚难预料，但即便愿意，也不会如以前对兄弟伙那般慷慨;至于沙特，会否利用金援扶植光明党，成为卡塔尔-兄弟会模式的翻板?

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即在埃及，甚至在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民主的意识尚流于形式和表面，原教旨和宗教保守主义依旧是社会和民意的主流，在这种背景下，民选政治不必然导致民主政治，被某些人苦苦寻找、耐心甄别和勉力支持的“民主反对派”即便存在，也往往因在这种畸形民选政治氛围里无法出头，而被迫如巴拉迪那样，一次又一次走向广场，甚至拥抱武力，憧憬着在非常态的政治变局中，自己会阴差阳错地在非民选态势下被指定为过渡政府的掌门人，却对下一次民选不抱希望。这样的结果，只能徒然让陶轮翻转、再翻转，却始终停留在原来的轴上。